作者：譚晶（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設計藝術學院講師）劉昌玉（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古代西亞印章分為平印和滾印兩類。平印又稱蓋印、壓印，如同今天的印章，是直接壓印在泥板或其他材料上，約產生于公元前7000年的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地區。滾印又稱滾筒印章或圓筒印章，是在圓柱形（空心或實心）面上刻寫圖案，然后在泥板上滾動形成連續的圖案，被認為是“蘇美爾人發明的最獨特的工藝品”，約產生于公元前4千紀下半葉，并且逐漸取代平印，成為古代西亞的主要印章形式。公元前1千紀后半葉，滾印又逐漸被平印所取代。直到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興起，古代西亞的印章才算徹底完成使命，退出歷史舞臺。

　　古代西亞印章歷經幾千年的興衰，成為古代西亞文明發展的一個縮影。印章所包含的綜合信息，是我們重建失落的古代西亞文明的關鍵要素。在文化遺產方面，印章屬于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建設專業的數據庫資源，不僅有利于保護人類文化遺產，還可以實現資源的互聯與共享。在藝術層面，印章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本身就是獨特精美的藝術品，再加上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賦予了其更為珍貴的藝術價值。在收藏領域，印章收藏在國外已經有150余年的歷史，不管在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文物市場，還是西方國家的拍賣會，都能看到大量的古代西亞印章實物，其中還摻雜著一些偽造品。鑒別真偽成為印章銘文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印章收藏者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識。

　　對古代西亞平印和滾印兩類印章的材料、圖像、銘文、功能、歷史等方面的綜合性研究，是為西亞印學，涉及考古學、藝術學、材料學、文物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內容。西亞印學研究的前提條件是考古發掘與出版的印章圖錄。印章圖錄出版依據印章的收藏地、出土地或使用區域、使用年代等標準，亦有少數出版是按照印章的類型、主題場景、材質等標準。其中，按照印章收藏地出版是學者們最早采用和最常見的方式。例如，1842年，愛爾蘭學者卡利莫爾出版了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所藏的174塊滾印圖錄。作為世界上收藏古代東地中海地區文物最豐富的機構之一，大英博物館所藏的2000多塊印章圖錄以《大英博物館所藏西亞印章目錄》叢書形式出版，共計9卷（分為6卷滾印圖錄和3卷平印圖錄）。按照印章的出土地或使用區域出版圖錄，例如2008年澳大利亞學者羅奇出版了埃蘭地區的3597塊滾印匯編。在西亞印學專題研究領域，以德國的法蘭克福和比利時的科隆為代表的亞述學家對古代西亞印章進行了宏觀研究，為西亞印學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1939年，法蘭克福出版《滾筒印章》一書，以圖錄為主，對滾印銘文進行了釋讀與解析。1987年，科隆出版了《第一印象：古代近東的滾筒印章》一書，首次對滾印進行系統性研究，包括滾印圖像、銘文、制造技術、考古發掘等，至今仍然是西亞印學研究的經典之作。

　　進入21世紀，隨著數字人文的快速發展，數字人文與西亞印學相結合，催生了“數字印學”，包括印章與印紋材料的數字化建模、銘文文本的大數據分析、印章出土遺址的3D全景重現、博物館所藏古代西亞印章與印紋的虛擬仿真應用等方面。

　　第一，從傳統文本到數字文本化分析，為西亞印學研究提供了大數據支撐。例如，2000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建設的“楔形文字數字圖書館”（CDLI）數據庫項目，一共收集有53582件古代西亞印章或印紋條目，其中實物印章只有7854件，為世界各國印學研究者提供了極為便利的資料收集和文本分析處理路徑，加強了世界各國印學研究者的聯系和交流。文本化包含材料著錄和文字轉譯兩部分。材料著錄是按照編目規則和元數據標準對印章進行的外部結構化描述工作，每件印章材料對應一條目錄，有獨立的CDLI序號，主要包含作者、發表時間、典藏機構、藏品編號、發掘編號、制作年代、樣品類型、樣品材質、銘文語種等著錄信息，相關著錄信息可作為檢索項；文字轉譯是針對印章材料上的銘文進行的文本化轉寫，其過程是參照相應的編碼規則，將印章銘文轉譯為以拉丁字母表示的讀音，實現了楔形文字轉譯文本的機器可讀取性。

　　第二，從傳統圖片到動態圖畫與虛擬仿真，深化了西亞印學研究的多維視角。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收藏古代西亞印章的世界主要博物館陸續將3D動畫、虛擬仿真技術等應用到印章與印紋材料的復原方面，加快了西亞印學研究的數字化步伐。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西亞印章收藏地之一、位于美國紐約市的摩根圖書館對古代西亞印章的高質量3D圖像進行數字化存檔、建模和研究。學者們可以通過按鈕隨意轉動印章的各個角度、放大或縮小印章，真實還原世界各地所藏的印章及印紋材料。2017年，德國慕尼黑大學負責開發的“古代近東印章及印紋的數字化與標識化”（DigANES）項目，將復雜圖像拆分為圖形元素，集成人工制品、圖像、日期、文本和文字相關數據，最終實現將古代西亞印章集成到語義網絡中。2019年，由巴黎大學與牛津大學建設的“古代近東印章與印紋”數據庫（SESPOA）項目，基于新的數字成像技術，對古代西亞印章或印文條目進行編號、圖像化、臨摹、注釋、文本翻譯，并且設置“高清指示器”按鈕和“動畫可視化”菜單，使用者具有親臨其境般體驗。這些技術可以使印學研究者觀看到更為高清與全角度的動靜態圖像，便于深入研究印章的微觀圖像及不易識別的銘文內容。

　　第三，西亞印學不僅涵蓋藝術史、考古學等人文社科領域，包括計算機學、物理學、材料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的學者們也加入了西亞印學的研究中，將西亞印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高峰。2019年7月，海德堡大學舉辦了主題為“印章、印記與行政：制度數字化管理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來自各個學科領域，就古代西亞印章的數字化發展趨向展開了討論，產出了豐富的西亞印學數字化研究成果。例如，耶魯大學的瓦根桑納做了題為《微型世界：古代近東印章的目錄化、屏捕化與可視化》的報告；柏林自由大學的赫姆霍爾茲討論了使用SfM（運動恢復結構）技術來重建烏魯克古樸印紋的隱藏信息的方法；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馮奧彭介紹了一個希臘化時代印章數字化平臺；海德堡大學的瑪拉討論印章加印實踐的3D變形與演變。塞浦路斯、意大利和法國的計算機學者們利用X線斷層攝影術對古代西亞印章進行多數據資源的3D增強建模實踐。

　　自1752年法國的凱呂斯伯爵首次出版7件亞述和薩珊時期的滾印圖錄、開啟西亞印學研究的大門后，西亞印學研究已經走過了兩百多年的發展道路。新世紀以來數字人文的迅猛發展，使得西亞印學研究逐漸突破傳統單一的研究方式，由亞述學家“專有”發展到文理學者“共享”的綜合多元化研究，集考古、收藏、研究、數字化全過程于一體的“數字印學”，凸顯了國際印學研究的前沿與新趨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公元前2-1千紀古代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經濟契約的整理與研究”〔20&ZD23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