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紅旗（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員）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潮。隨著儒學的沉浮，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學的象征，孔子形象的變遷附著了更多的政治、社會內涵，特別在漢唐時期。

　　　一 漢時讖緯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三月，魯國相史晨向尚書省奏請祭祀孔廟。文中，史晨一再強調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玄丘制命，……為漢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倉……獲麟趣作，端門見征，血書著紀”（《隸釋》卷一《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因是上奏尚書省，自是要謹重萬分。顯然，對孔子形象的描述，其雜用了當日彌漫一時的較多的讖緯觀念，這也是一個時代的基調和底色：其母顏征在“野合”，誕育了孔子，一如劉媼息止大澤，“夢與神遇”而產下漢高祖般，是應世感生，也即聲稱的“乾坤所挺”?！靶稹保缚鬃颖环Q為“玄圣素王”。“有德無位”是孔子一生真實的寫照，為此尊奉為“素王”；素王為漢制作憲法。孔子為黑帝水精，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為水德，就是取其“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數”（《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更何況，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司寇，本就掌管、熟習律法。所以孔子被派來人世，制定憲法，闡釋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勝火（漢，火德，尚赤）也。對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確的自覺，“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亦有擔當大道的自信。

　　這種比附下，各種《論語摘輔像讖》《論語素王受命讖》等踴躍出現，進而成了一個時代的思潮。這中間的一個關鍵，就是時人對遠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圖》所描繪的“大九圍，坐如蹲龍”，“首丘”“龜脊虎掌”等；“龜脊”，即凸起，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駝背。

　　與此尊崇孔子（時封褒成侯）及儒學在西漢元、成間的上升相聯系的，是西漢中晚期以來，可能存有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畫像以表彰、推尊的傳統，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同時，與西漢中期的海昏侯漢墓孔子衣鏡相比，也一改畫風，集中以“孔子見老子”、表彰好學的儒者之風的面貌出現，也沉淀成了一種穩定的構圖式樣：頭戴小冠、長須、束帶、長衣的孔子畢恭畢敬地站立右邊，面向左邊的老子請教，身著長袍的老子則拄一彎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間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師項橐。孔子身后，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顏淵、子路、子貢等五人。

　　《春秋演孔圖》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漢時的孔子畫像。這類畫像，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留存物較多的是畫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見最早的這類畫像石是山東微山縣出土，約在元帝時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現在東漢中后期，即數量較多的“孔子見老子”畫像石（至少30塊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為多。雖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傾以示敬重，其背略駝，卻是一望即知。這正吻合這一時期讖緯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畫中屢見不鮮。典型的是西漢晚期的洛陽燒溝61號墓、新莽時的陜西靖邊渠樹壕漢墓、東漢晚期的和林格爾漢墓中所繪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飾（小冠、幞頭、平冠）、身形（瘦削、粗壯）等都有明顯差別。

　　這說明孔子形象的繪制基本穩定，但細節上有不同——還處在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不過，附著在孔子形象上的不無牽強、粗鄙、淺陋的讖緯比附，所謂的“異相”，在曹魏就已開始的嚴禁讖緯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漸趨被剝離；隋時，讖緯已完全衰歇、敗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間形象的轉變與彰顯

　　蕩去了讖緯附著上的種種神異與光彩，東晉、南朝，因儒學地位受到玄學、佛教等強烈的沖擊，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東漢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黨錮解禁后，晚年的鄭玄在注釋《論語》時，已特別注意解說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剝離了各種《論語》讖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實、活潑生動、言語藹如的長者形象，一個更趨坦誠、真實的孔子形象。如鄭玄對《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注釋，就只是強調孔子“習讀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帶來的對未來的一絲隱憂和恐懼。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實際，也把孔子從云間拉到地上，一變昔日撲朔迷離的神化色澤，是一位藹如的智者。這一傾向，東晉時被另一名士范寧——范曄的祖父所繼承。范寧力圖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復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實景象，表現了樸實解經的風貌。

　　這樣，明顯有過多神化、特異的孔子形象自然如無源之水，枯竭了。

　　與儒學的衰退相一致的，是這一時期的墓葬，也一改兩漢時期墓葬墻壁多繪制圣賢忠臣、勇士、烈女賢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見了蹤跡。在南方，著意凸顯了榮啟期與竹林七賢（特別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橋南朝墓、丹陽胡橋南朝大墓等壁畫）等名士；北方則多為隱士、孝子形象（如《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謐石棺等）。

　　不過，在一些時人的繪畫中，仍不時見到孔子的形象，如《歷代名畫記》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圖》，陸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顏圖》，宗炳《孔子弟子像》，張僧繇畫“仲尼十哲”等，但明顯少了許多。在今孔廟圣跡殿，或傳為顧愷之繪的孔子像，接續東漢時墓葬壁畫的傳統，頭戴平冠、褒衣博帶、“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較真實、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這是孔子形象轉變的一個關鍵。

　　　三 隋唐時祭孔制度的完善與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開辟了一個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兩漢時，“先圣”成了周公的專稱，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為傳達周公意旨的“先師”。據《新唐書》卷一五《禮樂志五》、《唐會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條，這一時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舉措有：貞觀二年（628年），罷周公，升孔子為先圣，以顏回配。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神龍元年（705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圣侯。開元五年（717年），頒布詔令《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敕》，考試前先拜謁先師孔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更進一步抬升，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并褒贈“十哲”，東西列侍（《舊唐書》卷二四《儀禮志四》）。制度日趨完善，規格、地位日漸上升、穩定。重要的是，在濃烈的尊崇氛圍下，更沿襲、上升到國家的層面，即借助科舉的力量，《論語》成了一門必考科目，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研學。

　　既然各地州縣需建孔廟，孔子形象的繪制與規范就不得不提上議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韋機，顯慶（656—661年）中“創立孔子廟”時，就“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述”。

　　與此相應，是一流畫家閻立本、吳道子等對孔子形象的繪制與定型。

　　今仍能一睹、頗負盛名的是傳為閻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長卷，絹本設色（今藏故宮博物院）。閻立本（601—673年），曾奉詔作《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圖》《秦府十八學士圖》《歷代帝王圖卷》，卒前曾任中書令，當日地位極為尊崇。閻氏生活的時代，正是各州縣詔令營建孔廟的突飛猛進時期，適逢其會，恰能作為規制，頒示天下。其所畫，正是一位頭著儒冠、長髯及頷、目光深邃、睿智，一襲長衣的儒者形象；側面；左手略微舉起，一副正在講解、授業的模樣。唐時“孔廟”“先師”身份的界定，也自會孕育出這類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為漢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認為是吳道子或以其粉本為基礎的作品。但其“口露齒”“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異相,這漢時讖緯的遺緒，與唐人主流認知、傳達智慧與理政觀念的“先師”形象截然異趣。反倒是“圣跡殿”中陳列的刻石、傳為吳道子所繪的“先師孔子行教像”，長髯飄飄，一副儒雅、藹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閻、吳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詔令作畫、版式一統等緣故，唐人無力超越反而漸趨不再繪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格式，即一種粉本與經典，在世間流傳。同時，又以繪刻、塑像的形式，展現了孔子形象在社會上的全面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