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龍、馬源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強調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我們需要從全局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作用，打破一些觀念桎梏，算好經濟賬和綜合賬，完善基建投融資體系，為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作用

　　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基礎設施具有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作用，我們要從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作用。首先，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保障國家安全。基礎設施歷來是國家硬實力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是國家安全的基礎。隨著數字化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更加凸顯，這不僅直接體現在安全信息化、防災減災、應急保供體系、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基礎性和保障性作用上，也間接體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鏈安全等經濟安全上。其次，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內在要求。國內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國際貿易和投資，也都是以基礎設施為基礎。基礎設施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其建設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雙循環”質量。再次，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應對經濟下行、提升增長潛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要。中高速增長，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基建投融資，不僅以總需求的擴張產生經濟聯動效應，對沖經濟下行力量，增強經濟的動力，緩解就業壓力，而且有利于提升未來宏觀經濟效率和改善民生。

　　全球經濟發展史表明，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實力提升的重要基礎，尤其是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在崛起之中，基礎設施建設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盡管我國的基礎設施整體水平實現跨越式提升，但離發達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只有發達國家的20%—30%。由于老齡化加速到來，基礎設施的成本也越來越高，時間窗口也越來越短，我們要抓住窗口期，按照中央的部署，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實現2035年發展目標，乃至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下堅實基礎。

　　打破基建投融資觀念桎梏

　　落實中央關于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體部署，首先需要解決好“錢”的問題，即基建資金從何而來。中央提出“要注重效益，既要算經濟賬，又要算綜合賬”，基建投融資也是如此。按統計口徑，我國基建資金來源分為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按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國企和民企等。完善基建投融資體系，關鍵是要發揮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為此，需要算好經濟賬和綜合賬，破除一些觀念桎梏。

　　從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上，認識基建投融資的作用。基建投資不能僅著眼于項目本身算“小賬”，而要從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率角度，算“大賬”。擴大基建投資不僅僅是需求管理的一種手段，更是提升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整體效率的一種手段。要看到基建投資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的時期內，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綜合紅利”。

　　統籌好“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投資關系和投資方式，防止一味追新求快、不切本地實際的“冒進”。“新基建”和傳統基建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中各具作用，“新基建”并不是對傳統基建的完全替代。各地要根據自身實際，安排好“新基建”的規劃和投資，不能只追求新基建，而忽視傳統基建。實際上，傳統基建仍有較大空間，對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國民經濟整體效率仍有重要作用。由于各地的財力、基建水平等差異很大，基建投資要與各地的補短板結合起來，靈活選擇投資的領域和方式。

　　打破傳統的政府債務規模的風險判斷標準，處理好政府債務資金的使用和防風險的關系。政府債務資金是基本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渠道，但政府債務多大規模合適，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源自歐盟“赤字3%和政府負債率60%”的警戒線，只具有參考價值，沒有決策價值。這一標準是政治談判的結果，是歐盟基于統一貨幣政策，約束成員國的需要，但實際上也沒真正得到執行。債務負擔率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衡量債務水平和安全性的指標。我們應該從發展階段、債務資金使用、本幣債、債務利息、資產狀況和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等角度，綜合判斷債務水平和風險。從中央政府層面，國債還有很大的擴展空間，從地方政府層面，則需要防范地方債務引發的風險，做好促發展和防風險的平衡。

　　基建投資并不是要求政府大包大攬。雖然政府在基建投資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意味著政府應該大包大攬。相反，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引導市場和社會資本在基建投資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尤其是在“新基建”等領域，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場和企業，而是為社會資本進入創造條件或提供激勵，提升“新基建”的速度和效率。

　　完善基建投融資體系

　　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基建投資中的關系。根據基礎設施的性質和特點，完善基建投融資體系，分類解決基建投融資問題，調整政府債務結構，擴大國債規模，發行基礎設施建設特別國債，增加中央基建投資力度，并利用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模式，創新地方基建投資方式，盤活巨額存量資產，拓寬基建投融資渠道。

　　做好全國性大基建項目的規劃，發行特別國債，增加中央基建投資力度。根據中央提出的基建規劃方向，在整個國土上做文章，著眼于未來我國二三十年的發展，實施一批交通、能源、通信、水利、數字基礎設施、科技研發、國土治理、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等領域的“大項目、大基建、大投資”，既促進總需求的擴張，又可保障國家安全、提升國民經濟整體效率和發展潛力。優化投資結構，增加中央投資項目和投資力度，采取中央出大頭、地方適當配套的方式，推動全國性基礎設施建設。

　　堅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分類支持的原則，調整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優化地方基建投資方式。根據各地城鎮化程度和公共服務需求，規劃好基建項目。平衡融資需求與防風險的關系，控制并適當壓縮專項債，優化地方政府債務結構。按照市場化原則，保證融資平臺公司合理的融資需求。同時，依據各地資產和資源的具體狀況，分類治理地方債存量。按照債務形成資產的性質，對于有現金流的、市場屬性較強的項目，按照市場化原則，正常地削減地方政府資產和債務；對于投向交通運輸設施和市政建設形成的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通過盤活城市資產、證券市場化等方式化解。

　　推動PPP與REITs的相互銜接，盤活巨額存量資產，拓寬基建投融資渠道。我國經歷過去數十年的快速發展，積累了百萬億量級的基建存量資產，加之PPP模式歷經“井噴”和“規范”兩個時期后，也形成了巨額存量或在建資產。通過公募REITs，則可以將缺乏流動性的基礎設施存量資產利用資產支持證券（ABS）轉化為流動性較高的金融產品形式，打通社會投資進入和退出通道，形成良性的基礎設施投資循環，增強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持續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構建起可持續的投融資生態體系。

　　對市場屬性較強的“新基建”等建設項目，探索政府支持方式，形成以市場化為主的融資模式。按項目性質，完善政策性投融資、財稅支持政策，加強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統籌各項支持政策，形成合力，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提升“新基建”等項目建設速度。（陳龍、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