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逐步寬松

　　我國仍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胡春艷

　　家里的小哥哥在他四歲時突然一下子有了三個妹妹，三胞胎。雖然偶有矛盾哭鬧，但四兄妹總體來講還是相親相愛。哥哥每天放學會帶著妹妹們畫畫、玩耍，對妹妹們保護有加。家人中，妹妹們最喜歡的都是哥哥，有好東西都想著和哥哥分享。高寒/攝

　　從2013年“單獨二孩”到2015年“全面兩孩”，再到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放寬生育政策。一連串政策背后的國家意圖都旨在鼓勵促進適度生育率水平，進而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認為，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決策措施和規劃，指明了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口和生育重點任務，又有細化到操作層面的具體任務部署，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變動相互適應，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健康可持續發展。

　　生育政策逐步寬松 配套政策鼓勵“敢生”

　　幾十年來，我國生育政策伴隨人口形勢不斷調整。梳理自2013年以來我國生育政策調整的軌跡，可以看出，政策取向從緊縮型轉向適度寬松型，同時陸續出臺了多項相應的綜合性配套政策。

　　原新認為，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政策，強調的是政策的寬松性。而三孩政策的調整和前兩個政策不一樣，它既進一步放寬了家庭生育孩子數量限制本身，同時更增強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強調“配套支持政策”。

　　“一系列決策措施和規劃，既有原則性、戰略性的安排，指明了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口和生育重點任務，又有細化到了操作層面的具體任務部署。”他推算，如果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能夠有效落地，“把目前約1.3的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孩子數)提高到1.5或1.6是有可能的，‘十四五’期間出生人口數量保持在1000萬人左右還是有希望的。”

　　政策優化與未來生育效果

　　事實上，我國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早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出現，1992年以來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處于低生育水平狀態。

　　“在零值附近波動幾年后，將進入穩定的、常態化的人口負增長是必然現象。換句話說，中國的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了峰值14.2億左右。”原新說。

　　這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口發展規律一致，即隨著人們收入增長，生活水平提升，女性受教育和就業情況的改善，出生率自然會走向下降。

　　我國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本來就在下降。而當她們的受教育時間越來越長，婚育年齡自然也隨之推遲。年輕人養育子女的觀念也有了變化，生育欲望下降，少生優生成為主流觀念，“他們對孩子質量的需求遠遠高于對孩子數量的需求”。

　　“要看到，生育政策本身對于未來中國人口的生育率向適度水平邁進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原新說，在推行單獨二孩政策和全面兩孩政策的7年中，這種促進作用得到一定的體現，但是隨后出生人口數據大幅回落。這也說明，單純地依靠生育政策的優化和寬松，想達成適度生育水平的目標，仍然遠遠不夠，還必須建立一系列與生育政策相互配套銜接的經濟社會政策體系。

　　我國仍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

　　近年來出生率快速下降，讓不少人開始擔憂，認為推動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對此，原新認為不必過分悲觀，“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正在越關越小”。

　　一方面，在中短期內，我國仍然可以繼續享受前幾代人快速增長以及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帶來的“人口紅利”。即使轉為人口負增長，人口依然處在規模巨大的慣性之中，到2050年中國人口仍會保持在13億左右的高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的壓力不會改變，龐大人口和有限的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也不會改變。”

　　另一方面，過去的經濟高速增長依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和規模巨大的勞動力資源，收獲的是人力資源型人口紅利，以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龐大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為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和產值，更強調整個經濟發展的結構和質量，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條件下，產業結構升級勢在必行，人力資本型人口紅利顯現。

　　近年來，我國人口素質在持續改善。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接受過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累計已達到了2.2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跨入普通高等教育普及階段，“這為未來整個經濟結構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奠定了人力資本的基礎。”原新說，未來不但要把數量型紅利轉為更長久的質量型人口紅利，同時，還要把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的紅利充分發掘和開發出來，“這些都是收獲新時代人口紅利的基礎，是我們未來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