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35周歲職場門檻保障就業平等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決防止和糾正就業歧視 多位代表委員呼吁

　　本報記者 　蒲曉磊

　　兩周前，一家互聯網公司的人力資源經理詢問劉偉，是否有跳槽的意愿，工資可以給到現在的兩到三倍。再三思考之后，在北京市某事業單位工作的劉偉，決定放棄這次機會。

　　“我今年34歲了，即使跳槽后年薪能給到現在的3倍，但還是覺得不放心。最近這幾年，很多企業裁員比較厲害，如果被裁后再找工作，我連35歲這個就業門檻都邁不過去。”劉偉說。

　　劉偉擔憂的35歲就業門檻，也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關心的問題。

　　連續兩年提出相關建議的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員蔣勝男直言，35歲的隱形年齡歧視，在職場其實一直存在，“這條限制不僅針對職場，更影響結婚率、生育率、職場投入度、職業規劃等方方面面，其實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洪明基呼吁，相關部門通過立法方式懲治“35周歲就業歧視”行為。

　　對于年齡就業歧視現象，多位代表、委員和專家指出，應當通過立法的方式解除“35周歲限制”，在制度上進一步保障就業平等。同時，政府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要率先作出改變，并對民營企業采取引導政策和措施，以此來逐步改變全社會的觀念。

　　招聘設置年齡門檻普遍存在

　　春節過后的三四月份，往往是招聘旺季。然而，對于不少35周歲以上的求職者而言，這個旺季的感受并不明顯。

　　智聯招聘近日發布的《2022年春招市場行情周報(第二期)》顯示，將“年齡原因”作為求職難原因的人數占比，隨著工作經驗的增長呈現加速上升的趨勢。工作10年以上的求職者，有56.9%認為“年齡原因”造成了求職難。

　　“通常而言，除非有經驗豐富、資源豐富、成果豐碩等顯著優勢，否則的話，超過35周歲再求職就會特別難。以高校為例，超過35周歲后如果還想進入高校任教，除非是從其他單位調過來且成果豐碩的人才，否則很難進來。而這種現象，幾乎存在于各行各業。”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煜華說。

　　正如孫煜華所言，“35周歲限制”的現象，存在于眾多行業。不僅報考公務員要求“18至35周歲”，許多高校、事業單位的招聘公告上也都標有“不超過35周歲”。而大多數企業在招聘時，或是明文規定了35周歲的年齡限制，或是在暗地里遵守這一規則。

　　洪明基回憶道，自己30年前回國創業時，基層的年輕干部年齡分界線是35歲以下，然而，30多年以后，經濟水平日新月異，但衡量人才年齡的標準卻停滯不前。

　　多重原因導致“35周歲限制”

　　近年來，“35歲之前是人力資源，35歲之后是人力成本”觀念十分盛行。

　　孫煜華分析道，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知識更新速度也在加快，很多人都被這種快節奏淘汰。相對而言，年輕人的可塑性更強、服務周期更長，在知識更新和儲備方面都更占優勢。因此，雇主更愿意選擇年輕的求職者。

　　“年輕人在工作上有沖勁，在生活上牽絆少，創新性、適應力、可塑性都要更強，對于薪酬待遇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這些都更受到企業的青睞。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互聯網行業，這種情況更是明顯，35周歲以下的求職者會更有優勢、更受歡迎。”一位大型互聯網企業的人力資源經理告訴記者。

　　一些代表、委員和專家認為，導致“35周歲限制”現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層面的影響。

　　1994年實施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明確，報考國家公務員，必須具備“年齡為三十五歲以下”的條件。2007年實施的《公務員錄用規定(試行)》，沿用了這一規定。2019年修訂的《公務員錄用規定》明確，報考公務員，應當具備“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三十五周歲以下”資格條件。

　　“在20多年的時間里，這一標準不僅成為公務員的報考條件，也逐漸被部分事業單位及企業在招聘時采用，久而久之，形成了現在的‘35周歲就業限制’現象。”孫煜華說。

　　在蔣勝男看來，“一刀切”地劃定35周歲求職門檻，有些過于簡單粗暴。近幾年，一些企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營狀況不善，部分員工需要再就業，“這些人并不是因為知識水平跟不上才失去工作的。不少人經驗、水平都不錯，但找工作還是被35歲這道坎兒難住了”。

　　蔣勝男認為，如果因為年齡限制，就把這群人排除在職場之外，不僅是對人才的巨大浪費，也會讓很多人擔心自己到了一定年齡被淘汰，繼而影響結婚率、生育率、職場投入度、職業規劃等，這會成為很大的社會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認為，這種年齡限制具有不小的局限性，既不符合職工的權益，也不符合目前我國擴大就業、實施更加積極就業政策的大趨勢，更不符合當下提高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政策要求，“現階段的確應該有政策落地，對用工年齡限制進行調整”。

　　完善社保和再就業培訓制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決防止和糾正性別、年齡、學歷等就業歧視，大力營造公平就業環境。

　　多位代表、委員和專家認為，解決“35周歲就業限制”的問題，需要從立法修法、社會保障、技能培訓等多個方面入手。

　　全國人大代表、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林勇認為，機關單位應發揮帶頭示范作用，探索放開公務員考試“35周歲限制”，對此，建議將《公務員錄用規定》的“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三十五周歲以下”報考條件，修改為“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中華職教社常務副主任胡衛在提案中建議，修訂相關勞動法規，要求用工企業不得將年齡作為招聘、晉升或辭退的紅線，并在各類企業中保證一定的40歲及以上人員比例。另外，可擴大公益性崗位安置，考慮在公益性崗位安置中明確40歲及以上人員比例，對部分社會經驗要求較高的工作只向40歲及以上人員開放。

　　除了在制度層面對“35周歲就業限制”說不，還要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就業培訓制度，給求職者一個緩沖時間和學習機會。

　　全國人大代表、東風集團神龍汽車有限公司職工楊祉剛認為，“35周歲限制”現象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求職者自身能力還有些不足，還有成長和提升的空間。建議年紀稍大些的求職者特別是普通工人，要加強職業技能學習和培訓，讓自己有“一技之長”或成為行業里“一把好手”，這樣職業生涯才能更加順利。

　　“目前來看，當下最重要的是要盡量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影響，進一步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讓超過35周歲的求職者能夠有一個‘安全網’和‘緩沖區’，讓他們有更新知識的時間和機會。比如，可以出臺鼓勵政策讓他們參加開放大學、技能型培訓機構的學習，幫助他們掌握更新、更多、更精的知識技能，進一步拓展就業的深度和寬度。”孫煜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