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指導資格證，7980元代考包過；整理收納名師培訓，10天速成取證；碳排放管理高級證書，兼職掛靠月入過萬元……近年來，不斷涌現的新職業讓不少勞動者“心動”，希望學習相關技能“持證上崗”。2015年以來，人社部已經發布了4批、56個新職業。

　　然而，由于新職業尚缺乏統一的職業技能標準和評價機制，一些培訓機構利用勞動者希望“一證傍身”的心理“乘虛而入”，不僅培訓質量參差不齊，證書含金量也難以辨別。

　　受訪專家表示，新職業和相關技能標準的發布需要提速，相關部門在充分放權的同時，也要把好入口關，從嚴遴選、發布符合條件的評價機構，實行備案及黑名單制度。同時，加大公共服務力度，讓新職業從業者不再陷入“考證迷茫”。

　　同一職業培訓，培訓內容、收費標準各不相同

　　今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施行，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為“國事”，“家庭教育指導師”這一尚未獲得“正式身份”的新職業也成為考證市場的熱門。然而，培訓機構關于培訓內容、定價標準、證書性質等的“眾說紛紜”，讓不少想要考證的勞動者感到“有點暈”。

　　記者順著一條彈窗廣告，聯系了一家考證機構。

　　客服表示，“證書由國家人事人才培訓網頒發，是國家承認的從業資格證書。”咨詢中，對方反復催促記者報名，“現在通過兩門筆試就能下證。”

　　該機構共推出兩種班型，均為線上教學。初級班費用為5天5480元，課程包括“原生家庭”“親子教育”等板塊，高級班為7天7980元，增加名師答疑環節。當問及證書通過率，客服“底氣十足”，“考前會劃定復習范圍，必要時還可代考。”

　　而記者咨詢另一家同是由國家人事人才培訓網發證的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機構獲悉，培訓費為2999元，另需考試費和認證費各200元。培訓內容與前一家機構也不一致，“我們更專注于孩子的注意力管理，能迅速提升學習成績。”

　　對此，國家人事人才培訓網答復稱，確實授權相關機構進行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但針對的是學校教師和廣大家長群體，頒發的是培訓合格證書，而非準入類或水平評價類職業證書。

　　“得益于數字經濟發展和利好政策扶持，‘職業版圖’飛速擴張，而新職業和相關技能標準的發布卻相對滯后。”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霆認為，大量新行業初啟，在職業定義、工作內容、能力要求等方面，相關部門缺乏系統研究，業內也未達成共識，更談不上建立統一的人才評價體系，這才讓一些培訓機構有空子可鉆。

　　證書五花八門，從業者、用人單位對其含金量“心里打鼓”

　　記者發現，在針對新職業的培訓中，機構往往背靠“權威”單位，抬出響亮的“名頭”招攬學員。

　　以2021年人社部發布的新職業“碳排放管理員”為例，在數百種證書中，發證單位大致可分為三種：一類是培訓機構自身，這也在市場占了多數；一類是“中字頭”“國字頭”單位；另一類是各種行業協會、學會。

　　面對五花八門的證書，勞動者時常“挑花了眼”。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涉及碳排放管理員考證的投訴共有71條，高頻詞是“虛假宣傳”，投訴理由有“證書含金量極低，不受市場認可”“聲稱可介紹兼職、掛靠卻未兌現”，還有維權者表示，機構收完錢就失聯。

　　同樣是2021年人社部公布的新職業，整理收納師的培訓市場也很火熱。

　　決定入行后，90后女孩蔡文靜報了一個價值5880元的考證班，卻感覺中了圈套。

　　“講的都是過時的技巧，例如器皿要按‘里高外低’擺放，我對上門服務、空間規劃還是一頭霧水。”更讓她氣憤的是，協議上寫明，證書由省家政協會聯合認證，結果只是請協會的老師講了一堂課。

　　不僅是勞動者，用人單位也會對新職業證書的含金量“心里打鼓”。有5年從業經驗的沈熙，目前正經營一家收納工作室。她告訴記者，有的顧客只認證書，所以起初招聘員工時也看重證書，結果發現大多名不符實。“行業太新了，證書口碑難有保障，現在我更看重學歷、工作能力和經驗。”

　　北京拙樸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謝燕萍分析稱，不規范的新職業證書會擾亂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秩序，不僅浪費了勞動者的時間和金錢，也增加了企業的人才甄選成本。

　　“考證亂象不利于新職業長遠發展。”王霆認為，如果不及時加以規范，新職業、新工種的社會認可度就會降低，更不利于從業者的職業發展和技能水平提升。

　　人才評價權放歸市場后，政府監管和公共服務不能缺位

　　據了解，截至去年底，我國已全部取消水平評價類技能人員職業資格，建立并推行職業技能等級制度，由社會培訓評價組織和用人單位開展職業技能等級認定。

　　一方面是新職業不斷涌現，一方面是人才評價權放歸市場，在就業創業門檻進一步降低的同時，如何為松綁的發證市場“把關”？

　　“在國外的很多領域，企業標準高于國家標準，名企發放的技能認證具有很大權威性。對于新職業來說，如果頭部企業的評價標準能率先在行業中得到認同和推廣，或者由大企業和第三方機構為中小企業開展技能等級認定，將有助于統一標準的形成。”王霆說。

　　“政府的退出只是角色轉換，即從評價者、發證者轉向證書市場的監督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王霆認為，相關部門在充分放權的同時，也要把好入口關，從嚴遴選、發布符合條件的評價機構，實行備案及黑名單制度。同時，加大公共服務力度，搭建國家級的技能水平查詢平臺，甚至囊括職業路徑、指導工資等更多內容，實現動態更新可溯源。“有效的市場信號將起到引領作用，讓勞動力供求雙方回歸理性。”

　　王霆還表示，對學術團體、行業協會等發證主體的監管不能缺位。機構本身也要加強自律，通過系統調研，厘清新職業的相關勞動信息，回歸服務行業發展的初心，不斷提升職業技能證書的含金量。

　　“對于無須準入門檻的新工種，如果培訓機構模糊概念，變相開展資質許可和認定，其行為則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還可能涉嫌民事欺詐。”謝燕萍提示新職業從業者，要根據自己的能力、興趣和職業規劃，不要盲目考證。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