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昕（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理性的“城邦王者”

　　西方文化中關于哲學與詩的論爭自古有之。古希臘人便已有了對邏各斯（logos）與秘索思（mythos）的區分，已經關注到理性思維與詩性思維的差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一段關于詩人的著名論述，他認為詩人是在癲狂狀態下進行創作并且無法對理念進行完美模仿，因而與真理隔了三重。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把城邦王者的榮耀位置留給了哲學家，哲學也成為一切學科的王者，不僅無可爭辯地高居于詩歌和其他學科之上，更因其掌握了真理而完勝與真理隔了三重的詩歌。而詩人則被極不體面地逐出理想國，甚至連荷馬也不能幸免。

　　柏拉圖的這段論述反映了他所處的希臘時代的基本風尚：崇尚理性，理性是科學與一切思想的基礎，也構成了古希臘文明的基石，支撐起古希臘文明的輝煌殿堂。亞里士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更在其后成為整個西方文明的一個核心性概念，構成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特質。可以說，西方文明也是一部理性發展的歷史，是由理性結出的果實。

　　正因為如此，尊崇理性也就成為西方文化長期以來的傳統。哲學順理成章登上王者的寶座，詩歌相形之下倒形同婢女，因其與理性看來背道而馳而無法同哲學比肩。在西方文化中，詩通常用來泛指文學藝術，這一傳統自古希臘開始，保留至今，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詩學》便是關于文學的論述。文學以形象為載體，通過想象、虛構進行創作，注重表達感受和情感，這些特點顯然與以理性、抽象、邏輯、本質為特點的哲學正好相反。

　　崇尚理性的時代必然會貶抑非理性。經過中世紀漫長的基督教神權統治后，至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了神學禁錮，人被重新發現，理性也因此被重新認識和肯定。人們發現，作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的人可以憑借理性認識世界和決定自身而不必求助于上帝。在西方，這一解放運動從文學藝術發端，如滔滔之水沖破宗教神威的防線，噴涌而出，進而波及并帶動了人文和科學等多領域，形成聲勢浩大的文化潮流。

　　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更是推波助瀾。科學的進步推動了認知進步和理性發展，用理性原則建立起一個公正美好的世界是啟蒙主義者們的共同理想。理性不僅是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也成為被普遍認可的認知和思想方式。這種情況直至浪漫主義興起之時方才開始出現變化。

　　詩歌：讓哲學俯身的靈性世界

　　至18世紀，啟蒙主義者們所期許的理想并沒有在現實中實現，理性主義的弊端反而開始逐漸顯露。而詩所蘊含的生命意蘊，詩所追求的靈性世界，詩對內在心靈的關注及其特有的情感、想象、直覺等因素開始受到重視。

　　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弗·施萊格爾認為“在人性的理想狀態中，只會有詩存在”，這無異于全然否定了柏拉圖認為詩不配在理想國中存有一席之地的觀點。至此，哲學與詩的關系開始有了反轉，德國哲學家謝林說：“藝術對于哲學家來說就是最崇高的東西，因為藝術好像給哲學家打開了至圣所……”他又說：“哲學就像在科學的童年時期，從詩中誕生，從詩中得到滋養一樣，與所有那些通過哲學而臻于完善的科學一樣，在它們完成以后，猶如百川匯海，又流回它們曾經由之發源的詩的大海洋里。”這就明確宣布了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將詩奉上人類思想、文明的神壇，以致連一向尊貴的哲學也俯下身來，承認其來自本源的力量。

　　至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哲學與詩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更大的變化，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深刻而持久的現代文化思潮，其規模之大、沖擊力之強烈前所未有。18世紀以后，資產階級革命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使理性發展進入到新階段，理性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打造出現代科技理性的巨型神話，在推動社會日新月異的同時，也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它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生活，也改變了人性，改變了人與世界的關系。

　　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學藝術自19世紀后期進入到現代藝術階段。1857年，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發表詩集《惡之花》，宣告了現代派文學藝術這朵反傳統的叛逆之花開放。其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表現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立體主義、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意識流小說、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等文學藝術潮流接二連三涌現，構成眼花繚亂的現代文學藝術景觀。

　　彌漫在19世紀后期的世紀末情緒、資本主義世界的種種問題、大蕭條時代的動蕩引發了人們對傳統思想和價值體系的深刻質疑，兩次世界大戰更是沉重摧毀了西方的理性神話，西方文明賴以存在、深信不疑的信仰頃刻間崩塌。理性的勝利換來的卻是人類最非理性的戰爭和各種災難。伴隨著理性的破產和戰后一片“荒原”般的廢墟世界，對西方文明的反思批判成為哲學和文學藝術共同的主題。現代主義藝術雖然流派紛呈，主旨各異，藝術趣味不盡相同，但無不以反理性為旗幟。這些流派打破傳統的文學藝術觀念和表現方法，探索和揭示更加復雜幽微的人的內心世界和更加多面的人性，表達對世界的更加個人化的認識和感受，揭示人生的荒誕、生命的苦難、人性的陰暗。不僅如此，現代主義文學藝術將反理性推向前臺，推崇非理性、非邏輯、潛意識、夢境等。

　　與此同時，哲學也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思浪潮。科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拓展了人類思想視野，拓展了人們對非理性的認識。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學說等都對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強烈沖擊。其中，出現了一種哲學的詩化現象。伯格森指出理性思維只能解決實用層面，藝術直覺將超越理性，融合萬物。叔本華以人生痛苦開始他的生存思考。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宣布古希臘藝術之美不在充滿理性的寧靜平衡的日神精神，而在激情張揚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這些哲學與傳統經院哲學大異其趣。哲學家們往往從人的生存進入思考，將哲學問題歸為對人的生命意義與生存狀況的憂思。他們打破傳統理性、邏輯的思考方式，或干脆拋開理性之思，并將生命問題與文學藝術直接聯系起來。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有意識地摒棄了傳統經院哲學的著述風格，而采取了一種詩化的形式。尼采采取了類似箴言式的寫作方式，叔本華的著作更像是散文，伯格森則于192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曾寫出著名的《存在與時間》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思想轉向后，更是以富有詩意的筆觸談論詩歌，不厭其煩地對詩、繪畫等藝術作品進行闡釋，這些工作都超出了一個哲學家的研究范圍，他把詩奉為可以揭示存在本源、匯聚天地神人的至高形式。所以他大聲疾呼，要哲學家向詩人學習。

　　　審美經驗與科學思維

　　為什么會發生哲學與詩歌之爭？二者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其實，哲學與詩之間的聯系往往比它們表面看來對立的關系更為密切。

　　人類早期文化和思維顯示，思與詩常常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其界限并沒有那樣涇渭分明。隨著人類文化發展，思維和學科日益趨向深化和專業化，各學科之間的分化逐漸顯現。但是，在認識和感受世界以及思考和描述人生命題上，哲學與詩其實承擔著共同的任務，只是在思維和表現上采取了不同形式。這種表面上的差異和對立使得人們往往以為哲學與詩完全相反，甚至是對立的兩級：一個理性，一個靈性；一個是邏輯的，一個是形象的；一個以思辨、分析、論證為形式，一個長于想象、虛構、表現；一個要窮究事物的本質，一個則專注于表現紛繁復雜的現象界。西方文化長期推崇理性而忽視、貶抑感性，其后果便是建立起以理性為基礎的強大的形而上學體系以及現代科技理性，前者建立起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導致了人與世界、人與其自身本性的分離，后者則衍生出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和計算之思，進而導致現代人的心靈異化、物質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對自然家園的掠奪，引發出西方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

　　當理性主義的種種弊端越來越顯現，理性神話接連破滅之時，人們對理性的反思批判也越來越深入。弗·施勒格爾說：“哲學在哪里終結，詩就必然在哪里開始。”哲學家們發現，要想擺脫形而上學的影響，就要用詩性思維來糾正理性思維帶來的偏差。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文學藝術，將文學藝術視作拯救人類性靈、匡正形而上學弊端的良方。在人類思想王國中，既有理性、邏輯、抽象、辯證的思維，也有領悟、直覺、具象、想象的思維，這兩種思維代表了人類思維的兩個重要維度，不可或缺，正如左右腦合二為一才能構成人類大腦，才能成就人類思想，也正如白天黑夜合二為一才能構成地球一次完整的自轉一樣。而哲學與詩，正是人類兩種思維具有代表性的領域，宣示著人類思維的不同維度。

　　我們必須承認，總有些什么是哲學和科學尚無法充分認識和解釋的，比如意識之外的東西、心靈、生命意義、信仰、道德、美、情感、想象等等。而哲學和科學所無法認知和解釋的恰恰又是文學藝術所關注和表現的領域。在理性主義盛行的時代，詩常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迷狂，或頂好是怡情養性的浪漫方式。柏拉圖所輕視的詩的非理性特點恰恰證明詩具有原初的神秘力量，假如哲學和科學不能認識、不能承認詩中有著更加深刻、更加本源的力量，不能從自身之外去尋求、發現其他豐富多彩的領域，那么人類思想中的某些東西便可能一直被遮蔽著，正如法國哲學家杜夫海納所說：“在人類經歷和各條道路的起點上，都可能找出審美經驗；它開辟通向科學和行動的途徑。原因是：它處于根源部位上，處于人類在與萬物混雜中感受到自己與世界的親密關系的這一點上。”從這一點上說，哲學與詩，似乎一直對抗，卻又在根源處始終合一，從不曾真正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