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志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減稅降費座談會，總結近些年來減稅降費成效，就進一步為市場主體減稅降費聽取意見建議。會議指出，當前受國際國內多重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要加強跨周期調節，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針對市場主體需求，抓緊實施新的更大力度組合式減稅降費，確保一季度經濟平穩開局、穩住宏觀經濟大盤。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22年做到“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減稅降費正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內容。 “十三五”以來，累計新增減稅降費超過8.6萬億元，規模龐大。規模性減稅降費促進了經濟穩定增長。“六保”“六穩”都離不開減稅降費政策的支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緊密配合，政府在減稅降費的同時，壓減開支，推進“放管服”改革，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帶來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始于2008年，起先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選擇。2008年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在穩定經濟預期上發揮了其他政策難以替代的作用。積極財政政策在實施中根據不同的經濟狀況作了相應優化。就減稅而言，最初強調的是“結構性減稅”，既有減稅，又有增稅；近年來更多強調的是大規模減稅降費，減稅力度總體加強。

　　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逆周期調節和跨周期調節有機協調。宏觀調控方式不斷創新，讓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得到更好發揮。2020年新冠疫情讓中國經濟遇到嚴峻挑戰，正是積極財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的實施，讓中國成為當年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經濟體。

　　疫情沖擊尚未消除，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壓力很大。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讓經濟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多。這凸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在這種背景下，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有特殊意義。

　　無論如何，中國經濟仍然需要增長。當然，經濟增長必須是可持續的，發展必須是高質量的。中國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中國不能為短期經濟增長而付出中長期代價。中國經濟增長，一方面是趕上發達國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自身發展的需要。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就不會有充分就業，各種社會問題就可能產生。

　　保市場主體，才能真正保就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是就業大戶，強化對他們的支持，就是在保市場主體。保市場主體，要在塑造大中小企業良好發展生態上下功夫。中小微企業與大企業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不少中小微企業圍繞著大企業而生存和發展。

　　2022年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制造業、風險化解等的支持力度，就體現了政策對企業發展良好生態形成的支持，體現了政策保市場主體的意圖。新的減稅降費政策，一方面要延續一些到期的政策，延續實施2021年底到期的支持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減稅降費措施；另一方面要有新的舉措，優化減稅降費政策，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加大增值稅留抵退稅力度，促進制造業企業科技創新和更新改造，還要針對受疫情影響重、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業等特殊困難行業，研究精準幫扶的減稅降費措施。

　　對制造業企業來說，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優化，可以更好發揮增值稅中性作用，讓市場主體不因稅收政策的實施而額外增加現金流壓力，從而減輕市場主體的負擔。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優化，可以進一步激發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

　　減稅降費政策對于稅收可持續發展也是有利的。減稅降費政策是在培育稅源，擴大稅基。要進一步轉變減稅降費觀念，減稅降費政策不只是在減少政府收入。減稅降費政策確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會導致政府收入的下降，但這是靜態考慮問題。現實更需要動態視角的分析。

　　只要多深入思考，我們就會發現，減稅降費政策催生市場主體，擴大稅基，這樣，減稅降費政策并不見得就一定以政府收入減少為代價。而且，減稅降費政策是在保市場主體，是政府在與市場主體共渡難關，從而讓市場活力更好地得到釋放。減稅降費要協調好稅制改革與稅收政策的關系，要處理好制度性減稅降費與階段性減稅降費的關系。改革和制度建設與減稅降費政策方向一致，是最理想的選擇。

　　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僅僅減稅降費政策是不夠的。經濟穩定發展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市場主體不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起來。市場主體的活力，才是經濟穩定增長最需要的。沒有市場主體的積極作為，經濟無論如何也增長不起來。因此，還要進一步分析各種束縛市場主體活力的因素，特別是影響市場主體投資積極性的因素，引導各類市場主體積極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