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在線就診，刷臉進出小區，無人駕駛運送乘客……數字經濟正逐漸走向百姓日常生活，也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1月12日，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了《江蘇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立法擬針對江蘇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薄弱環節，突出數字技術創新和產業數字化，為數字經濟這一江蘇轉型發展關鍵增量提供法治保障。省工信廳等八部門也聯合研究制定《江蘇省數字經濟加速行動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聚力打造形成數字經濟發展新格局。

　　“首席數據官”“數字貨幣應用”，

　　江蘇特色的技術創新

　　記者從省工信廳了解到，2020年，江蘇省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4萬億元，居全國前列。據初步預算，2021年江蘇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預計為10.3%左右，位居全國前列。江蘇省第十四次黨代會報告指出，要堅持把數字經濟作為江蘇轉型發展的關鍵增量。為把握好這一關鍵增量，《條例》針對我省數字科技基礎研究薄弱、企業數字化轉型慢等狀況，突出數字技術創新和產業數字化兩部分關鍵內容進行了謀篇布局。

　　江蘇省數字經濟聯合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卜安洵接受《科技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江蘇在目前的時間點推出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內容上博采眾長，也體現出江蘇特色。“特別需要重視的是，江蘇把數字技術創新放在首位且是獨立成章，這是其他省份的‘數字經濟促進條例’里所沒有的。”

　　在卜安洵看來，江蘇將數字技術創新放在第一位，是精彩的一筆。“從邏輯上講，科技創新是生產力提升的第一要素，數字經濟靠數字技術引領。”卜安洵表示，目前我省數字技術市場還處于大量學習和引用階段，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引用過程中還要追趕創新。此外，《條例》中提到的“首席數據官”和“數字貨幣應用”等也是江蘇特色的技術創新。

　　為不斷提高企業數據戰略意識，推動企業構建數據驅動的管理體系和決策模式，早在去年9月，江蘇就啟動了推行企業首席數據官（CDO）制度，并公布了第一批CDO制度試點企業，力爭在全省建立起一支核心數字化高級人才隊伍，激發數字經濟潛力。

　　在紅豆集團工業互聯網公司總經理奚峰看來，首席數據官制度執行后帶來的改變立竿見影。“集團有了首席數據官后，數據處理工作從以往局部整合向‘大整合’方向過渡。”奚峰說，實行CDO制度后，相關聯的服裝類別數據要在整合基礎上進行分析，并在一個月內推出了供內部全部門（子公司）使用的業務數據模型庫。

　　蘇州是首批數字人民幣試點城市，去年以來，數字人民幣加速推進應用落地，在政務服務、生活服務、交通出行等多方面完成應用場景。“數字人民幣用起來特別方便。”蘇州市民張曉敏高興地告訴記者。近日，記者在蘇州市相城區發現，區內飯店、自助飲料機等很多地方都有數字人民幣的使用場景，市民對數字人民幣的便捷有了親身體驗：不要手續費，支付更安全。

　　深刻理解“數字新基建”，

　　讓“智慧城市”動起來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底座和基石，其發展水平決定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成為拉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鑒于此，《條例》明確，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布局納入國土空間規劃，對新建、改擴建的公共交通、公共場所、園區、建筑物等提出了統籌考慮基站站址部署需求。

　　卜安洵解釋，數字基礎設施包括網絡基礎設施、計算基礎設施、融合產業基礎設施及創新基礎設施等。“作為制造業大省，江蘇自身產業特點是生產型多、消費型少，規模以上企業大多制造產業鏈中設施設備或核心部件、材料等，因此基礎設施在江蘇尤為重要，這也是我省的傳統優勢。”卜安洵分析稱，《條例》對基礎設施先做規劃，再做量化；江蘇信息軟件業如南京有堅實的產業基礎，應向算法名城或算法大省方向努力，要圍繞智能數據模型創新和優化，配套搭建更多的新型基礎設施。

　　數字化時代，全城“一張網”的趨勢愈發明顯。“建設‘智慧城市’不僅僅包含靜態的事物，還包括很多動態內容。在數字經濟的視野下，人和物實際上都會成為數據。如何能讓這些數據有效地聯通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協調的整體？這就要求我們實現精細化管理。”江蘇省法學會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東南大學法學院副研究員徐珉川舉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很多地區都做到了精細化管理，一旦發現確診病例，有效利用大數據的支持，短時間內篩選出可能存在感染的人群。

　　“‘數字新基建’其實就是把數據的采集、處理、存儲、傳輸、安全保障和權益侵害等全流程納入到體系化的治理路徑中去，從而成為整個社會治理的重要助力和支撐。”徐珉川表示，全城“一張網”不單單意味著數據在某一范圍、某一領域的“小流通”，而是指在全平臺、全領域的“大共享”。

　　作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部分，人工智能計算中心建設就成為了推動實現千行百業智能化轉型的先決條件。日前，南京市人工智能計算中心正式啟動運營，開創人工智能“一中心四平臺”的“南京模式”。作為長三角地區首個上線的基于昇騰的人工智能計算中心，南京人工智能計算中心一期規劃了200P算力，本階段建設40P算力，未來將全面支撐南京市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

　　推進IPv6規模部署和應用，是數字經濟演進升級的必然趨勢，也是網絡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向。華為等企業在江蘇積極參與IPv6標準制定、技術創新等工作，聯合產業各方發布《江蘇省IPv6+融合創新發展倡議》，助力江蘇全行業的數字化發展。通過采用華為IPv6+超大帶寬智能無損的網絡，南京市支撐起新一代電子政務外網建設，賦能數字化轉型升級。

　　產業與數字深度融合，

　　才是真正的“數字方舟”

　　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迅猛，但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其巨大潛能還未完全釋放出來，而加快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成為發展新路徑。圍繞這一大方向，《條例》從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做出了明確規定。

　　“到了后期，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之間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深度融合。”卜安洵舉例稱，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區的南鋼集團本身是制造業，但數字化轉型發展同樣亮眼，也成立了自己的數科技術公司服務生態企業。再如蘇交科集團在交通領域數字化領先發展，也具備了向外部生態市場數字賦能的能力。所以在部分標桿企業層面，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已經逐步融合了。另一方面，產業數字化的深化，必然是數據資產化和運營智能化，這樣它跟數字產業化的演變就結合在一起了。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加速融合也意味著新的產業生態結構的產生。因而需要對依托“產業鏈”的政策部署做出相應的預調整，不能再機械地以不同產業鏈來規劃和推動技術創新和資源配置。“產業新生態可分成基礎層、平臺層、創新層等，每一層應有發展定位，每一層可以推動集群化，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我省傳統的13個產業集群，而是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集群，以及數字工業、數字農業、數字文化等應用集群。”卜安洵建議，《條例》可圍繞智慧城市、智慧農業、工業互聯網等關鍵產業生態做進一步優化。

　　數字化不僅是實體產業發展的必然需求，也在無形中改寫著各行各業。例如，作為傳統行業，紡織業看似科技含量不高，數字化困難，但在無錫一棉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曄珺看來，具有百年歷史的棉紡織企業也可以成為一艘“數字方舟”。“我們很早就意識到制造業只有走上數字化轉型之路，才能跟上國際節奏。早在2000年，公司就通過智能設備的更新與老設備的數字化改造，逐步實現了全流程的智能化生產線，通過機器代替人工實現產品自動傳送。”周曄珺說，近年來，智能化生產線產品產量最高提升37%，生產效率提升30%以上，不合格率降低25%。

　　在蘇州昆山滬光汽車線束智能生產車間的兩塊電子顯示屏上，生產線的產量、良品率、開機狀態等信息一目了然，企業線束生產的各項工序早已實現自動化。近年來，通過5G等技術的應用，企業生產制造設備的數據實現了實時采集，向智能化轉型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該公司戰略發展部總監周曄說：“通過智能化改造，工作人員數量減少了50%以上，產品質量也有了很大提高，生產效率得到穩定提升。”

　　□ 本報記者 王甜 張宣 謝詩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