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日電 題：為何說中國為世界提供了“另一種制度選擇”？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作者 劉文文 尹倩蕓 王夢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人均GDP也從不到300美元提升到超過12000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中共十八大以來，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諸多奇跡。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今一些國家深陷治理危機，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政治經濟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為何會出現這種反差？為何說中國為世界提供了“另一種制度選擇”？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就此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最新著作《中國敘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提到，西方自身所面臨的問題和中國可持續崛起的反差導致了西方對中國經濟制度的恐懼。在同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為何會出現這種反差？中國制度令人“恐懼”嗎？

　　鄭永年：這主要在于西方自身存在的治理問題，也就是其收入差距擴大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全球化導致了資本、技術、人才在世界范圍內相對自由流動，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從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極少數國民收獲了全球化的絕大多數好處，大量的中產階層沒有從中獲益。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產階級一直萎縮，占比從原先的65%降低到現在的50%左右。

　　行駛在福廈高鐵線上的復興號智能動車組。張斌 攝

　　實際上，全球化對中國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但我們的制度有自身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用40年促成8億多人口脫貧，迄今為止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全球化對我們的收入差距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我們通過制度優勢、精準扶貧，保證了基本的社會公平。

　　中國是少數幾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同時實現三個可持續發展的國家之一：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可持續的政治制度支撐和領導。中國同時實現了這三方面的進步，并將此擴展到國際層面，所以少數西方國家對華產生“恐懼感”。公平地說，西方的經濟、科技還在發展，但由社會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問題到今天仍未解決。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一些西方人將中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觀點為何站不住腳？

　　鄭永年：近代以來，各國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政府都承擔某一種經濟發展的功能，只是干預程度不同。事實上，美國也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比如1945-1970年的凱恩斯主義就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現在的拜登政府也在干預經濟。相比美國而言，中國多了一個國家干預經濟的工具——國有企業。美國雖沒有國企，但也通過軍工系統來執行其產業政策。

　　西方一些人將中國簡單地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主要是因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因而把中國看成威脅，在這里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事實上，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最早是列寧提出的，主要指計劃經濟，只存在國有資本。但中國除了國有資本外，還有為國家貢獻了56789(即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的民營企業。

　　事實上，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混合經濟，中國文明很早就把私有制跟公有制結合起來。比如古代的井田制，以九百畝為一“井”，將其平均分為九塊，每塊一百畝，中間一塊為公田，周邊八塊為私田，就是將私有和公有混合在一起。

　　中新社記者：您在新書中提到，與西方的政治經濟分離不同，在中國，經濟從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有效手段。中國提供了怎樣的“另一種制度選擇”？

　　鄭永年：在西方，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崛起和發展，經濟逐漸從社會的諸領域中獨立出來，把自己和社會隔離開來，最后發展成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形態，強調經濟的自主性，反對政府干預。政治和經濟的分離既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根源，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

　　行駛在京杭大運河江蘇淮安段的貨船。趙啟瑞 攝

　　而在東亞文明中，不論中國、韓國或新加坡，經濟活動從來就被定義為政府責任的內在部分。從中國歷史上看，國家一直肩負著管理經濟的責任，大禹治水的典故、從古至今流淌的大運河以及如今的高鐵“名片”都說明了這一點。近年來中國快速崛起、中國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等也充分證明了中國制度的有效性。

　　今天西方資本主義面臨資本坐大、政府跟市場失衡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西方也在反思自己的制度，“拜登經濟學”的核心盡管仍在資本主義的范疇里，但更多地強調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各種方式保護弱勢群體，保護中產階層。美國市場的民間也在呼吁政府發揮作用。

　　如今，圍繞中國政府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敘述中國的經濟制度，闡明存在“另一種制度選擇”，并非要取代西方的體制，而是為世界多提供一個參考體系。

　　中新社記者：自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經濟互動、接軌，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如何理解“中國問題世界方案”和“世界問題中國方案”這兩句話？

　　鄭永年：這個問題是永恒的，自近代中國開始與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發生關系以來，“中國問題世界方案”“世界問題中國方案”就都存在著。

　　清王朝滅亡后，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曾嘗試過西方式的多黨制、總統制、議會制，在多次失敗后重新尋找學習榜樣。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所以共產黨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國問題世界方案。又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中國在向世界尋找方案。

　　2001年11月12日，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簽字儀式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簽字后同各國代表一起舉杯慶祝。錢興強 攝

　　中國近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都走了中國問題世界方案的路，隨著近些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崛起，世界問題中國方案逐漸成為新的趨勢。比如消除貧困是中國的也是世界性的難題，中國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方案；此外還有“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等中國方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問題世界方案”中，中國不是照搬照抄別國經驗，而是強調“世界方法的中國化”。同樣，在“世界問題中國方案”里，中國也不是把自己的方案、邏輯、制度強加給他國，而是提供一種選擇。

　　這與中國文明的特質有關。中國文明是包容一切的世俗文明，講究和而不同。同時中國文明也具有“一貫性”，能夠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長處，把它們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完)

　　受訪者簡介：

　　鄭永年。受訪者供圖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學術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書》(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書》(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

　　主要從事國際關系、外交政策、中美關系、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近年來，先后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著10余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