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近日公布6月份全球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從地區數據看，當月歐洲制造業PMI為45.4%，較上月下降0.8個百分點，連續5個月環比下降，連續11個月在50%以下，創出自2020年6月以來新低。

　　自7月1日起，西班牙開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近日介紹了該國任期內的優先事項，將重振歐洲工業、推動歐洲“再工業化”作為重要目標之一。專家指出，相關數據顯示，當前歐洲制造業下行風險加大。重振制造業，歐洲面臨能源成本壓力大、美國產業政策沖擊、國際產業競爭加劇等多重挑戰。

　　能源危機：損害競爭力

　　當地時間7月4日，歐盟統計局發布最新數據顯示，石油方面，2022年第一季度，俄羅斯是歐盟最大供應國，份額為26.0%；到2023年第一季度，俄羅斯的份額僅為3.2%。氣態天然氣方面，2022年第一季度，俄羅斯是歐盟最大供應商，份額為38.8%；到2023年第一季度，俄羅斯的份額僅為17.4%。

　　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以來，歐盟追隨美國對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產品實施禁運或限價，引發能源供應緊張、通脹加劇等一連串反噬效應。同時，美國借機向歐洲出口高價天然氣，進一步抬高了歐洲的能源成本。一段時間以來，能源危機傳導至制造業領域，有關歐洲“去工業化”的討論日益增多。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認為，持續的能源成本劣勢將使歐洲產品競爭力下降，企業推動部分中間產品進口替代將造成全球產業鏈的“去歐洲化”，損害歐洲的競爭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劉明禮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制造業對能源依賴程度高，能源短缺、價格上升都會影響相關企業及產品的競爭力。過去幾十年，歐洲人選擇了地緣距離近、價格相對便宜、供應較穩定的俄羅斯能源。當歐洲尋求與俄能源“脫鉤”時，制造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沖擊。以德國為例，德國制造業發達且高度依賴俄羅斯能源。在本輪能源危機中，德國制造業受損明顯，且經濟較早出現衰退信號，對外來投資的吸引力也在減弱。

　　標普全球7月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德國制造業PMI為40.6，創下3年多來最低值。德國經濟研究所近日發布研究報告稱，2022年從德國凈外流的外國直接投資高達1250億歐元，位列報告關注的46個國家之首，這也是德國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出量“有史以來最高值”。有專家表示，該現象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國已開啟了“去工業化”進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歐洲經濟研究室主任孫彥紅向本報記者指出，2012年，歐盟曾發布“再工業化”戰略，提出到2020年將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0%的目標。然而，受歐債危機和英國“脫歐”沖擊，歐盟制造業投資和產值均未明顯增加，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未提升，2020年受疫情影響更大幅降至不足15%，2021年略有回升，但仍低于2012年的水平。

　　“如果說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打亂了歐洲‘再工業化’節奏，那么2022年的烏克蘭危機及其引發的歐洲能源危機，則直接令歐洲面臨新一輪‘去工業化’威脅。”孫彥紅認為，歐洲制造業當前面臨許多困難：一是能源密集型制造業受沖擊嚴重。至2022年9月底，歐盟范圍內的鋁、鋅、鋼鐵、化工等高能耗行業產能因停產或外遷已萎縮了近一半。二是一批被譽為“隱形冠軍”的中小型制造業企業破產，削弱了歐洲的整體創新能力。三是當前歐洲通脹率仍在高位，且面臨新一輪勞動力成本上漲壓力。歐洲央行連續8次加息，進一步推高了企業的借貸及生產成本，將迫使制造業企業進一步壓縮投資。

　　“美國制造”：“一把利刃”

　　自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歐洲深陷能源危機以來，美國以相對低的能源價格，吸引不少歐洲企業轉移產業或加大投資。

　　2022年10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盟峰會后指責美國賣給歐洲的天然氣價格比美本土市場售價高出3至4倍，稱美國從地緣政治爭斗中獲取超額利潤。相關數據還顯示，2022年12月，美國得克薩斯原油與俄羅斯烏拉爾原油每桶價差已從2022年2月的2.97美元升至36.7美元。

　　德國《圖片報》披露的一份歐盟委員會文件顯示，高昂的能源價格給德國中小企業帶來沉重負擔。1/4受訪德國中小企業考慮將生產線遷往國外，能源密集型行業尤其如此。據德國《商報》報道，僅美國俄克拉何馬州就吸引了60多家德國企業前往投資擴展業務。

　　美國推出的單邊主義產業政策，也令歐洲制造業雪上加霜。孫彥紅表示，2023年1月1日生效的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出臺包括高額補貼在內的大量措施，以推動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產業在美國本土發展。該法案推出后，不少歐洲企業將投資計劃轉向美國，歐洲制造業進一步受損，加劇歐洲“去工業化”壓力。

　　法國《快報》近日刊文，將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稱為法國制造業面臨的“一把利刃”，稱該法案將吸引許多歐洲大型制造企業到美國投資，“對歐洲十分不利”。

　　有分析認為，目前歐洲正在進行的產業轉移，與歷史上過剩產業或落后產業出走的情況有所不同。不少向美國轉移產能的公司，都是歐洲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一些綠色新興產業也在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等的強勢干預下，出于成本考慮遠離了歐洲。正如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格所指出的，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在諸多關鍵產業領域給歐盟“帶來嚴重威脅”。

　　事實上，美國近幾屆政府都在不遺余力地推進“美國制造”，給歐洲“再工業化”進程帶來挑戰。奧巴馬政府啟動“先進制造伙伴”計劃，提出“買美國貨”的口號，曾引起歐洲國家的抵制。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曾對歐洲汽車、鋼鋁等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大搞貿易壁壘。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推出的《基礎設施投資法案》《芯片和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進一步加大了對本國制造業的扶持力度。

　　“歐洲重振制造業，一直面臨來自美國的挑戰和壓力。”劉明禮分析，從傳統領域看，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極力推動“再工業化”，發展本國工業企業。在歐洲傳統產業競爭力相對下滑的背景下，美國扶持本國制造業的政策使歐洲面臨沖擊。從新興領域看，美國推出的《通脹削減法案》將對歐洲綠色產業形成虹吸效應，吸引更多歐洲企業來美投資；在數字領域，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互聯網企業等相對歐洲企業來說，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對歐洲也構成挑戰。

　　內部問題：重要掣肘

　　當前，全球制造業競爭日趨激烈，歐洲也在發力。例如：歐盟提出《綠色協議工業計劃》，以增強歐洲凈零工業的競爭力。德國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提出深化工業4.0戰略，推動德國工業全方位升級。法國公布“再工業化”計劃，提出一系列扶持綠色產業及歐洲汽車、電池制造業的措施。意大利推出“意大利制造”法案，旨在促進制造業發展及完善相關制度。

　　孫彥紅指出，當前制造業增加值占歐盟27國GDP的比重接近16%，雖然占比不高，但在歐盟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源泉，是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關鍵部門。其二，制造業產品出口占歐盟對外出口總額的比重約為3/4，直接決定著歐盟進口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能力。第三，制造業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依托，由兩者構成的“廣義制造業”增加值占歐盟GDP比重長期保持在65%以上，制造業的興衰直接決定著高端服務業的發展前景。

　　“目前來看，歐洲制造業既有優勢，又有劣勢。”孫彥紅表示，優勢方面，化學、機動車輛、機械等是歐盟的傳統優勢產業，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擅長專業化生產與開拓細分市場，具有漸進式改進已有工業技術、并將之與傳統手工工藝及文化元素等相結合的突出能力。劣勢方面，歐盟委員會在2021年5月發布的新產業戰略中明確表示，歐盟在人工智能、半導體、鋰電池等重要領域已逐步喪失領先地位，在電動汽車領域發展較為滯后，而歐洲市場正在成為其他經濟體激烈競爭的目標。

　　“重振制造業，歐洲面臨一些內部挑戰。”劉明禮認為，一是成本問題。除了能源成本，歐洲勞動力成本也較高，且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年輕勞動力相對不足，福利體制面臨嚴重壓力。中長期來看，該因素將限制歐洲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二是創新力不足。相對美國而言，歐洲金融市場運行較穩健，但在創新激勵方面的政策不夠，制造業創新投資及成果都明顯落后于美國。“未來，歐盟及歐洲國家應出臺更加明確的產業政策，加強對‘再工業化’進程的引領，同時有必要進行福利體制改革，為制造業發展提供必要保障。”

　　“總體而言，歐盟推進‘再工業化’前景并不樂觀。”孫彥紅認為，鑒于歐洲國家普遍存在勞動力成本高、能源成本高問題，去年以來一路攀升的利率也提高了企業借貸成本，未來要促進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回流難度很大。此外，人口老齡化、高技能勞動力缺乏也是重要掣肘因素。未來，歐洲要繼續推進“再工業化”，基于現有產業結構提高制造業與工業比重不太現實，應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同時加強對已有產業高附加值環節的再造。這需要歐盟在研發創新上投入更多資金，尤其是加強公共部門研發投入對企業部門的引導和激勵作用，特別是要激勵企業在數字轉型和綠色轉型的技術創新上實現更多突破。

　　李嘉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