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天下】美最高法院“教育平權裁決”背后的左右之爭

　　王聰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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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最高法院兩項涉及教育的裁決，再度將教育平權的種族與階層維度引入公眾視線，使本就缺乏緩沖地帶的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化為一場關于社會道義、社會準則和社會目標的嚴重對立。

　　近來，美國最高法院兩項涉及教育的裁決再度引爆社會爭議：一是6月29日宣布高校錄取中系統性考慮種族因素的慣常做法違憲，高校招錄務必將申請人的個人經歷而非膚色視作關鍵考量因素；二是6月30日以“違反重大問題原則”為由，裁定拜登的學生貸款減免計劃違憲，該決定涉及減免金額約4300億美元，將影響多達數百萬美國人的償貸情況。

　　兩則裁決再度將教育平權的種族與階層維度引入公眾視線，使本就缺乏緩沖地帶的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化為一場關于社會道義、社會準則和社會目標的嚴重對立。

　　社會道義：社會兜底與優勝劣汰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美國教育的產業化傾向和“盈利為先”的企業化思維不僅使高等教育成本愈發高昂，且把中產階級萎縮、巨富階層與赤貧階層同時擴張的“雙鉆石”畸形結構集中映射在大學校園內。在此背景下，美國社會對最高法院上述兩項裁決的分歧，恰恰揭示出分立政治光譜兩端的美國人就社會道義認知存在根本分歧。

　　左派關心民生疾苦，有意扶危濟困，往往非常依賴大政府對社會發展、市場運行等自在型規律的調控及補償。“社會兜底論”相信教育的本質之一在于弱者通過學習獲得平等的機會和資源。

　　右派則把特定少數族裔的弱勢和窮人的教育困境歸因于個人能力和際遇的優勝劣汰，對人為增加弱勢族群享有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機會格外不齒。

　　從最高法院裁決結果看，認為同情弱者是阻礙社會發展原罪的觀點顯然在后疫情時代經濟勢頭下行、社會彈性不足、資源分配不均的美國更具市場。

　　社會準則：法律與文化孰為主導

　　自民權運動伊始，教育公平就是非洲裔、拉美裔等尋求族群平等的重要場域，也是白人民族主義捍衛自身優勢地位的主戰場之一。

　　美國最高法院在處理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克案(1978)、普伍德訴得克薩斯大學案(1996)、格拉茨訴博林格案(2003)、費舍爾訴得克薩斯大學案(2016)等有關教育歧視的要案時，表現相當矛盾，一方面不愿將之稱為“歷史補償”之舉，而僅強調堅持多元化對高校的現實利好，另一方面不斷提出實施細則，不允許高校錄取采用標準較明確、透明度較高的種族配額(racial quota)或種族加分(point allocation)等做法，一切種族因素的考量必須置于“總體評估”之內。

　　這種對全方位教育平權的不以為意，堪稱美國獎勤罰懶的基督教倫理與利益至上的資本主義文化共同蕩滌的結果。左派信奉法律支配文化，認為通過立法讓少數族裔和經濟實力不足的學生與白人精英后代獲得同等的教育平臺系應有之義。

　　右派反其道行之，主張文化支配法律，強調僅因膚色而照顧個別申請者或因扶貧而減免個別群體貸款，難以與世代美國人信奉的拓荒者文化有效呼應，有違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

　　盡管羅伯茨大法官的判詞預留了個別學生申請中參考種族因素的可能性，但該判決與羅訴韋德案、紐約百年控槍法被推翻一樣，堪稱如今占據上風的保守派向美國傳統文化的再度致意。

　　社會目標：追求平等還是堅持公平

　　拒絕在高校錄取中照顧弱勢的少數族裔群體與拒絕為貧窮的學生貸款持有者緩解經濟壓力，其基本思路都涉及一個古老的核心命題，即美國社會的良治目標究竟在于追求平等，還是堅持公平。

　　高校錄取考慮種族因素的初衷顯然是要以適度的政策傾斜克服深植于美國制度和文化內里的種族不平等，拜登決定大幅減免助學貸款的出發點顯然也指向當前困擾美國的貧富隔離現象。

　　按照左派的邏輯，一個社會如果單向度獎勵成功者，卻不去拉失敗者一把，那么無異于退回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因此想方設法“補齊短板”是消除社會不平等的必由之路。但對右派而言，在種族、財富等方面全然無差別根本無法實現，既然平等無望，那么無論制度還是法律，務必恪守公平。

　　在右派看來，貿然減免學生貸款，一則相當于將少部分人的貸款分攤在了全部納稅人頭上，二則人為制造了受過大學教育的借款人與其他借款人之間的不公待遇，三則有邀買人心、拉攏選票之嫌，這種“慷他人之慨”的做法對受益者和受損者而言都有失公平。

　　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2021年的數據顯示，即便一直追求教育平權，18-24歲的各族裔美國青年中就讀大學比例依然相差懸殊，亞裔高達60%，白人38%，黑人37%，西班牙裔為33%，原住民比例則低至28%。

　　總而言之，最高法院此番判決及發酵不過是當今美國社會左右之爭的冰山一角。從影響看，一方面美國高校向來宣稱擁抱多元性、獨立性和競爭性，但也會因逐利需要據守一些永遠不會公開透明的錄取細則。

　　因此違憲判決產生后，對被稱為“教育平權最大受害者”的亞裔來說，看似迎來改觀，但優異分數是否能就此成為優質教育資源的絕對通行證仍具有很大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教育發展能夠有效促進收入代際流動性的提高，對緩解社會不平等頗有助益。最高法院拒絕照顧弱勢群體的判決不僅影響教育平權，還有難以預估的漣漪效應，或將引發企業雇主們對現行“種族多樣性計劃”的連帶質疑，從而進一步固化指向較低代際流動性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據此徹底改寫美國社會的發展軌道和未來前景。(工人日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