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無達詁。

　　湖南長沙窯興起于唐安史之際，作為民窯罕見于文獻，在當(dāng)時卻繁盛一時，印尼海域“黑石號”沉船上發(fā)現(xiàn)的5萬多件長沙窯的外銷瓷器，就是最好的證明。

　　唐代詩人李群玉(808-862)留下《石渚》(石渚即現(xiàn)在的長沙丁字鎮(zhèn)，是長沙窯燒制的核心區(qū)域)一詩，描寫長沙窯的繁榮景象：“古岸陶為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云。迥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地形穿鑿勢，恐到祝融墳。”

　　周世榮在《長沙窯彩瓷》說：“長沙窯以燒彩瓷為主，同時也兼燒青瓷和少量的白瓷。但青瓷比不上越窯青瓷之堅細，而白瓷也敵不過邢窯白瓷之雪白。長沙窯瓷器不以胎質(zhì)取勝，也不以追求如霜似雪的釉質(zhì)取勝，而是以彩色燦爛，繁花似錦的釉下彩繪裝飾取勝。”

　　在釉下彩(現(xiàn)在也有不少學(xué)者認為是釉上彩)裝飾當(dāng)中，有一首寫于壺上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頗為引人注目，通常將此詩解釋為一首情詩，充滿哀婉與惆悵。

　　長沙窯瓷器器身上的唐詩有一百多首，其中僅十首見于《全唐詩》，一般認為這些詩歌出自底層文人或者工匠之手，通俗易懂，如：“男兒大丈夫，何用本鄉(xiāng)居。明月家家有，黃金何處無。”“一日三場戰(zhàn)，曾無賞罰為。將軍馬上坐，將士雪中眠。”“寒食元無火，青松自有煙。鳥啼新上柳，人拜古墳前。”

　　上述幾首詩歌的解釋并無歧義，但對于一些所謂的閨情詩，筆者根據(jù)長沙窯的產(chǎn)品特點，認為這些詩歌是唐代風(fēng)潮的體現(xiàn)，面向的是流通的市場，如“君生我未生”一詩，表現(xiàn)的并非男女之間的私情，更可能是少長相惜的友情。

　　同樣內(nèi)容的詩歌并非只發(fā)現(xiàn)一件。除詩文完整者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焰紅石渚——長沙銅官窯遺址2016年度考古發(fā)掘出土瓷器》一書中還報道過“君恨”“我恨”的殘片，說明相同內(nèi)容的題詩壺有多件，這種現(xiàn)象其實已經(jīng)能夠說明它的市場屬性。長沙窯出土的盞子上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很好地說明了長沙窯產(chǎn)品是面向市場的民窯(在草市流通)。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263號墓出土了一卷唐代文書，是一名叫卜天壽的孩子繕寫的《論語·鄭氏注》。有趣的是，這名12歲的學(xué)生在寫完規(guī)定的功課之后，還在卷末用稚拙的文字寫下了一首打油詩：“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xué)生歸。”

　　卜天壽隨手寫下的文字透露出唐代西域孩童的教育細節(jié)，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區(qū)得到廣泛傳播。如果我們檢閱長沙窯的題詩，會發(fā)現(xiàn)有一首與卜天壽的打油詩詩意相同的詩：“竹林青郁郁，鴻雁北向飛。今日是假日，早放學(xué)郎歸。”

　　“早放學(xué)生歸”的心理，真是古今一體，中外咸同。作為一種“共情”，很適合作為面向市場的商品。

　　趙文潤在《隋唐文化史》里認為，唐代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主要靠束脩和個人資助，所以受政局變化的影響不大，即使安史之亂以后，也沒能摧毀鄉(xiāng)學(xué)系統(tǒng)。這些論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遠隔萬里的新疆吐魯番和湖南長沙窯會出現(xiàn)內(nèi)容相近的題詩，這些相似性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唐詩在當(dāng)時的寫法。

　　空海在《文鏡秘府論·南卷》里說：“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fā)興也。”這說明大多數(shù)的唐詩其實從題材到意蘊都是類型化的寫作。因此，西川在《唐詩的讀法》中說，“縱觀《全唐詩》，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詩都是應(yīng)酬之作”。號稱“孤篇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張若虛，見于《全唐詩》的作品還有一首名為《代答閨夢還》，看完簡直像另一個人所作。

　　理解了長沙窯是面向市場流通的商品，長沙窯上的一些所謂閨情詩就有別解。比如，“君弄從君弄，擬弄恐君嗔。空房閑日久，政要解愁人。”“夜淺何須喚，房門先自開。知他人睡著，奴自禁聲來。”“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

　　以上所述均非私情。這類艷情詩寫的是冶游的放縱，這類商品所使用的場合，也是公共場所而非私宅。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說“唐末中原鼎沸，生靈涂炭，而詞曲一科，反成熟于此時期。蓋當(dāng)時人民顛沛流離者多，益以寄其愁苦生活于文酒花妓，《花間》《尊前》，已擷其菁英，惜乎此外則擯而不錄也。”

　　那么，“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該做何解呢？

　　郭預(yù)蘅《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長編隋唐五代卷》中說，唐人閱歷豐富，“與局束于半壁江山的南北朝文人相比，唐朝文人由于國家的統(tǒng)一強盛，所以氣度恢弘，閱歷豐富，他們大多注重事功”。所以，別離就成為唐人的常態(tài)，他們抒寫別情鄉(xiāng)戀，多悲歡離合的人生感慨，不作凄切纏綿的兒女之姿。

　　比如，“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fù)問，白云無盡時。”(王維《送別》)；再比如，“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岑參《磧中作》)。

　　唐人的分別實在是太尋常了，“君生我未生”的故事也俯拾皆是。李群玉曾經(jīng)得到宰相裴休(791-864)的薦舉，兩人相差17歲；天寶三載(744)，李白被賜金放還，先后在洛陽、兗州等地與杜甫游，前后兩年的時間里“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兩人相差11歲。

　　而寫出“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的賀知章與李白等合謂“飲中八仙”，李白不止一次為賀知章寫詩，如《送賀賓客歸越》，“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yīng)寫黃庭換白鵝”，兩人相差41歲。

　　朋友之間太需要友情的慰藉，他們相逢于道中，相別于驛站，相交于冬雪，相忘于江湖。

　　(作者系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教授)

　　杭侃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