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1451件3192人，起訴1785件5020人”。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文物局聯合舉行“依法懲治文物犯罪，賡續中華歷史文脈”新聞發布會，對依法嚴厲打擊文物犯罪，強化溯源治理等相關工作情況進行了集中通報，并發布了一批依法懲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此次發布會通報的數據和案件，既是一場成果的展示，也是一次決心的宣示，更是一種有力的警示：依法嚴厲懲治文物犯罪，國家有力量、有力度，誰打文物的主意，誰鋌而走險、以身試法，誰就難逃法律制裁。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依法懲治文物犯罪，就是賡續中華歷史文脈。

　　近年來，我國各級司法機關依法嚴厲懲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不斷加大文物司法保護力度，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當前文物犯罪呈現出團伙化、職業化和智能化趨勢，盜掘、盜竊等上游犯罪多發，下游倒賣、銷贓行為隱蔽，且向網絡發展蔓延。基于此，必須不斷健全司法保障制度，持續加大聯合懲治力度，確保長效工作機制日臻完善，使文物保護效果更為明顯。

　　依法懲治文物犯罪，發布典型案例具有深遠而廣泛的現實意義。比如，在此次發布的李某某、胡某倒賣文物案中，被告人通過變造文物方式騙取文物拍賣許可，企圖用正規拍賣手段實現倒賣文物的非法目的，這是一種文物犯罪新手段。對此，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拍賣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一案雙查辦案模式，既體現了法律懲處手段的升級，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某些不法分子規避文物犯罪的伎倆，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思考。

　　其他一些案例也頗具典型意義。比如，在王某某倒賣文物案中，王某某收購文物后隨意堆放或掩埋，對文物價值減損持放任態度，不符合文物收藏者的行為習慣；到案后未能全部退繳文物且拒不交代去向，對公安機關在其家中查獲的部分文物無法說清來源，對辯解無法自圓其說。對此，檢察機關全面審查證據確定其具有牟利目的，遂提出抗訴，最終使王某某受到應有的法律懲罰。

　　從批準和決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逾千件，到發布依法懲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再到堅持治罪與治理并重，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漏洞、安全隱患等問題，依法向有關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每一項舉措都體現了相關部門的責任擔當，都為依法懲治文物犯罪進行了有益探索，都為更好保護文物提供了有力支持。

　　當然，依法懲治文物犯罪，根本目的不是抓了多少人，判了幾年刑，而是追回被盜竊、銷贓的文物。同時，通過精密的制度設計、精準的防范措施、精當的懲戒機制，實現全鏈條打擊與系統預防并重，讓文物得到更好保護和妥善安頓。為此，既要緊盯地下文物市場，也要緊盯網上交易平臺，既要破大案、挖團伙，也要找根源、織密織牢文物安全防護網。這就需要加強部門協作，形成文物保護合力。不久前，中宣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等多部門聯合印發《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工作方案(2023—2025年)》，針對我國文物資源特點、安全風險狀況、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工作實際需要等，明確提出17項重點任務：從各盡其職到完善聯合長效工作機制，從專項打擊到聯防聯控，從消除隱患到鏟除文物犯罪土壤，等等。可以預見，合力越強大，保護將越見成效。

　　還要看到，文物保護離不開大眾參與。據了解，檢察機關在辦案的同時，還通過公開聽證、法治教育、專家說法等方式，加強以案釋法，強化普法宣傳，這些舉措無疑有助于提升公眾保護文物的自覺。

　　依法懲治文物犯罪沒有完成時。法律亮劍，共同發力，讓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取得扎實成效，各類文物違法犯罪得到有力遏制，文物安全形勢明顯好轉，則我們就能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更從容、堅定地奔赴未來。　　“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1451件3192人，起訴1785件5020人”。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文物局聯合舉行“依法懲治文物犯罪，賡續中華歷史文脈”新聞發布會，對依法嚴厲打擊文物犯罪，強化溯源治理等相關工作情況進行了集中通報，并發布了一批依法懲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此次發布會通報的數據和案件，既是一場成果的展示，也是一次決心的宣示，更是一種有力的警示：依法嚴厲懲治文物犯罪，國家有力量、有力度，誰打文物的主意，誰鋌而走險、以身試法，誰就難逃法律制裁。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依法懲治文物犯罪，就是賡續中華歷史文脈。

　　近年來，我國各級司法機關依法嚴厲懲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不斷加大文物司法保護力度，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當前文物犯罪呈現出團伙化、職業化和智能化趨勢，盜掘、盜竊等上游犯罪多發，下游倒賣、銷贓行為隱蔽，且向網絡發展蔓延。基于此，必須不斷健全司法保障制度，持續加大聯合懲治力度，確保長效工作機制日臻完善，使文物保護效果更為明顯。

　　依法懲治文物犯罪，發布典型案例具有深遠而廣泛的現實意義。比如，在此次發布的李某某、胡某倒賣文物案中，被告人通過變造文物方式騙取文物拍賣許可，企圖用正規拍賣手段實現倒賣文物的非法目的，這是一種文物犯罪新手段。對此，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拍賣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一案雙查辦案模式，既體現了法律懲處手段的升級，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某些不法分子規避文物犯罪的伎倆，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思考。

　　其他一些案例也頗具典型意義。比如，在王某某倒賣文物案中，王某某收購文物后隨意堆放或掩埋，對文物價值減損持放任態度，不符合文物收藏者的行為習慣；到案后未能全部退繳文物且拒不交代去向，對公安機關在其家中查獲的部分文物無法說清來源，對辯解無法自圓其說。對此，檢察機關全面審查證據確定其具有牟利目的，遂提出抗訴，最終使王某某受到應有的法律懲罰。

　　從批準和決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逾千件，到發布依法懲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再到堅持治罪與治理并重，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漏洞、安全隱患等問題，依法向有關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每一項舉措都體現了相關部門的責任擔當，都為依法懲治文物犯罪進行了有益探索，都為更好保護文物提供了有力支持。

　　當然，依法懲治文物犯罪，根本目的不是抓了多少人，判了幾年刑，而是追回被盜竊、銷贓的文物。同時，通過精密的制度設計、精準的防范措施、精當的懲戒機制，實現全鏈條打擊與系統預防并重，讓文物得到更好保護和妥善安頓。為此，既要緊盯地下文物市場，也要緊盯網上交易平臺，既要破大案、挖團伙，也要找根源、織密織牢文物安全防護網。這就需要加強部門協作，形成文物保護合力。不久前，中宣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等多部門聯合印發《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工作方案(2023—2025年)》，針對我國文物資源特點、安全風險狀況、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工作實際需要等，明確提出17項重點任務：從各盡其職到完善聯合長效工作機制，從專項打擊到聯防聯控，從消除隱患到鏟除文物犯罪土壤，等等。可以預見，合力越強大，保護將越見成效。

　　還要看到，文物保護離不開大眾參與。據了解，檢察機關在辦案的同時，還通過公開聽證、法治教育、專家說法等方式，加強以案釋法，強化普法宣傳，這些舉措無疑有助于提升公眾保護文物的自覺。

　　依法懲治文物犯罪沒有完成時。法律亮劍，共同發力，讓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取得扎實成效，各類文物違法犯罪得到有力遏制，文物安全形勢明顯好轉，則我們就能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更從容、堅定地奔赴未來。（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