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文

　　謾罵、攻擊，甚至“人肉搜索”“曝光個人資料”……在互聯網平臺上，網絡暴力行為時有發生，讓人深惡痛絕。網暴者隱藏在網絡角落里通過鍵盤“施暴”，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近日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強調要從嚴懲處網絡暴力重點類型的行為人，通過一系列“組合拳”讓網暴者受到應有法律制裁，依法維護公民權益。

　　五類網暴情形從重處罰

　　在信息網絡上，針對個人肆意發布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網暴行為，貶損他人人格，損害其名譽，易造成他人“社會性死亡”等嚴重后果，并擾亂網絡秩序，嚴重影響社會公眾安全感。

　　此次出臺的《意見》有兩大亮點：一是對司法機關準確認定網絡暴力行為性質、依法適用罪名做出詳細指引，為司法機關依法懲治網暴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撐；二是明確了司法程序的選擇和銜接問題，對于受害者提起刑事自訴案件后，公安機關應何時介入、如何介入做出了明確規定，并明確了網絡暴力行為公訴案件的立案依據，此舉為網暴受害者尋求法律幫助、維護自身權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更對潛在的網暴實施者產生了較強震懾。

　　同時，《意見》體現了對于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從嚴懲處、全方位打擊的要求，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惡意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實施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具有以下五種情形之一的，依法從重處罰：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或者其他人員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布違法信息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

　　2020年12月，杭州兩男子偷拍取快遞女子，并在網上造謠其出軌，引發網絡輿情風暴，僅微博話題“被造謠出軌女子至今找不到工作”的閱讀量就達4.7億次、話題討論5.8萬人次，當事人遭遇“社會性死亡”。該事件廣泛傳播，嚴重擾亂了網絡社會公共秩序，案件當事人吳女士在事發后提起了刑事自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決定對該案以誹謗罪立案，后經檢察機關建議，公安部門對該案立案調查，案件由自訴程序轉為公訴程序。余杭區法院2021年對該案做出一審判決，判處兩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從上述案件來看，網暴編造內容較敏感，直接造成當事人“社會性死亡”，對行為人應當依法從重處罰，因此該案實質上已符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條件。對此類案件，由自訴人收集證據并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難度很大，只有通過公訴程序追訴才能及時有效收集、固定證據，依法懲罰犯罪、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因此，此次出臺的《意見》第十三條中明確規定，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網絡侮辱、誹謗行為，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及時立案。被害人同時向法院提起自訴的，法院可以請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裁定終止審理，并將相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原自訴人可以作為被害人參與訴訟。對于網絡侮辱、誹謗行為，被害人在公安機關立案前提起自訴，法院經審查認為有關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對于網絡侮辱、誹謗行為，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經審查認為已構成犯罪但不符合公訴條件的，可以告知報案人向法院提起自訴。

　　“公訴立案難”得到解決

　　有人不禁要問，網暴受害者為何不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身權益呢？這是因為在刑法上，網絡暴力行為主要涉及侮辱罪、誹謗罪，而根據刑法規定，除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外，侮辱罪、誹謗罪屬于自訴案件，需要當事人起訴之后法院才能對案件進行受理。近年來，侮辱、誹謗類刑事案件明顯增多，其中不少為涉網案件，但做出有罪判決的比例很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原因是網絡暴力往往針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實施，被害人在確認侵害人身份、收集證據等方面存在現實困難；另一方面也與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標準缺乏細化指引、“門檻過高”有關。

　　此次出臺的《意見》明確了網絡暴力的罪名適用規則，根據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對網絡暴力行為的性質認定做了指引性規定。具體而言，在信息網絡上，制造、散布謠言，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以誹謗罪定罪處罰；采取肆意謾罵、惡意詆毀、披露隱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情節嚴重的以侮辱罪定罪處罰；組織“人肉搜索”，違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意見》還提出，要依法懲治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基于蹭炒熱度、推廣引流等目的，利用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等推送、傳播有關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信息，可以適用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此外，如果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所發現的有關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違法信息大量傳播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以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定罪處罰。

　　在《意見》出臺之前，很多人在遭受網絡暴力時，往往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停止侵權、賠禮道歉或賠償精神損失。對于違法者而言，違法成本較低。如今《意見》中明確提到將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與涉嫌網絡暴力關聯起來，之后再有類似的行為，被害人可以采取刑事自訴或者通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從法律上明確了救濟途徑。

　　此外，《意見》還明確，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違法違紀行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或者明知是捏造事實而故意散布的，不應當認定為誹謗違法犯罪。針對他人言行發表評論、提出批評，即使觀點有所偏頗、言論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謾罵、惡意詆毀的，也不應當認定為侮辱違法犯罪。

　　多途徑支持網暴受害者維權

　　依法懲治網絡暴力犯罪，關鍵在于要根據網絡侮辱、誹謗的特點，進一步明確法律適用標準，暢通刑事追訴程序，為網暴被害人及時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讓群眾充分感受到人格權利受到保護。

　　被害人在遭受網暴行為后，應當第一時間選擇報警，保存證據，公安機關根據案情具體情形，可能對行為人采取不同行政處罰措施；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標準的，案件則進入刑事訴訟流程。與此同時，被害人還可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權訴訟。此外，如公安機關未予以立案偵查，而當事人有證據證明網暴行為符合侮辱、誹謗罪刑事案件立案標準的，也可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具體維權方法如下：

　　途徑一：民事侵權訴訟

　　法院依法支持針對網絡暴力的民事維權。《意見》規定，針對他人實施網絡暴力行為，侵犯他人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被害人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權利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害其人格權的違法行為，不及時制止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申請，依法做出人格權侵害禁令。

　　《意見》同時明確網絡暴力案件的公益訴訟規則，規定網絡暴力行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所發現的網絡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致使違法信息大量傳播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暴力治理領域公益訴訟案件，可以依法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和協助。

　　王某與劉某在工作中產生過矛盾，出于怨恨心理，劉某將王某生活照的敏感身體部位進行裁剪，用作自己的社交平臺賬號頭像，同時多次發布不雅低俗言論并@王某，還通過私信向王某發布污言穢語。不堪其擾的王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劉某被行政拘留。王某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性騷擾，同時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權、名譽權，訴至法院要求對方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劉某認為自己已因涉案行為被行政拘留5日，不應該再進行賠償。

　　按照民法典規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被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同時，民法典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丑化、污損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權，未經肖像權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開肖像權人的肖像。上述案件中，劉某在社交平臺上發表指向王某的侮辱、誹謗言論，具有明顯的貶損性，構成對王某名譽權的侵害。劉某雖因涉案行為已被行政機關拘留，但并不影響其在此案中承擔民事責任。最終，法院判決劉某以書面形式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并賠償王某精神損害撫慰金。

　　途徑二：治安管理處罰

　　此次《意見》明確了網絡暴力違法行為的處理規則。對網絡暴力行為，堅持多元共治，完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意見》規定，實施網絡侮辱、誹謗等網絡暴力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針對人身攻擊、造謠傳謠、“人肉搜索”等突出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幕后網暴“黑手”“推手”，公民可在查找到相關線索、初步固定證據后，第一時間報警，由公安機關介入調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相關線索由公安機關一經查實，可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對網暴者采取行政處罰措施。

　　途徑三：刑事訴訟

　　一是公民刑事自訴。此次《意見》落實了公安機關協助取證的法律規定，對于被害人就網絡侮辱、誹謗提起自訴的案件，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同時明確公安機關應當根據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體情況，及時查明行為主體，收集相關侮辱、誹謗信息傳播擴散情況及造成的影響等證據材料。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依法為公安機關取證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和協助。經公安機關協助取證，達到自訴案件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立案；無法收集相關證據材料的，公安機關應當書面向人民法院說明情況。

　　二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意見》明確了網絡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標準。實施侮辱、誹謗犯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應當依法提起公訴。對于網絡侮辱、誹謗是否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當綜合侵害對象、動機目的、行為方式、信息傳播范圍、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

　　《意見》規定，對網絡侮辱、誹謗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適用公訴程序：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社會影響惡劣的；隨意以普通公眾為侵害對象，相關信息在網絡上大范圍傳播，引發大量低俗、惡意評論，嚴重破壞網絡秩序，社會影響惡劣的；侮辱、誹謗多人或者多次散布侮辱、誹謗信息，社會影響惡劣的；組織、指使人員在多個網絡平臺大量散布侮辱、誹謗信息，社會影響惡劣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

　　此外，針對相關網絡暴力信息傳播范圍廣、社會危害大、影響消除難的現實情況，《意見》還要求，應依法及時向社會發布案件進展信息，澄清事實真相，有效消除不良影響。(作者單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