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

　　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中國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和廣受歡迎的國際合作平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促進了中國與共建國家的共同發展。“一帶一路”的基本屬性是發展導向，與之相對應的是現行全球治理的規則導向，圍繞發展導向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理念對促進共同發展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一，以絲路精神為指導體現了“一帶一路”倡議的真正開放性，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前提條件。現行全球治理下無論是多邊、雙邊還是區域合作，都是以規則為導向的，即先確定規則再談合作。這一導向客觀上帶來的一種后果是規則成為一種進入門檻，許多不發達國家由于難以滿足規則門檻的要求而被排除在國際經濟合作之外。“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導向以先談合作后定規則為特征，因此在起步階段并沒有規則門檻，認同絲路精神即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國家都可以參與。這種發展導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機遇。

　　第二，以互聯互通為基礎，有助于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創造新的比較優勢。以基礎設施為核心的互聯互通發展滯后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和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瓶頸。國際分工的基礎是比較優勢原則，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由于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領域的滯后限制了其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不愿在該領域進行投資，關鍵在于其存在投資規模大、回收周期長的特征。“一帶一路”倡議從互聯互通入手有助于打破經濟起飛的瓶頸，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創造新的比較優勢。

　　第三，以多元化合作為特征，為“一帶一路”與現行全球治理的對接奠定基礎。在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下，無論是多邊還是區域合作都采用統一的合作機制，如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政治經濟一體化等。“一帶一路”倡議則遵從多元化合作理念。例如，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東南亞的合作，既有中國—東盟自貿區，又有瀾湄合作機制，還有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國—緬甸經濟走廊等；而與中亞、西亞、南亞、中東歐、俄羅斯、蒙古之間的合作只有對應的經濟走廊。由此可見，與同一地區的合作存在多種合作機制，與不同地區的合作也有不同的合作機制。究其原因在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性，不可能運用一種統一的合作機制。同時，這種多元化理念還為“一帶一路”與現有全球治理下的多種合作機制對接提供了條件。

　　第四，秉承正確的義利觀，構筑共同發展的利益分配機制。義利觀源于中國儒家的倫理學，其核心內涵是“以義為先，義利并舉”。新時代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用以指導國家間合作的利益分配。例如，強調“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的予取觀，協調短期與長期收益的跨期收益觀，要求企業在獲得正常投資收益前提下樹立好名聲、好口碑的正外部性等。通過秉承正確的義利觀，確定國家間收益分配的原則，“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才可能具有可持續性。正確的義利觀決定了“一帶一路”倡議不是所謂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而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

　　第五，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助力“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國際公共產品。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這對現行全球治理存在的“四大赤字”提出了中國方案。此外，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一個靜態的遙遠目標，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目標。換言之，以“一帶一路”為實踐平臺，在不同領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廉潔絲綢之路等。

　　[ 責編：劉夢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