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將“惡意投訴”納入法律禁止行為，很容易“誤傷”正常的“投訴”行為。

　　最近，“職業打假人”又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據《武漢晨報》報道，日前，四川德陽什邡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對惡意投訴舉報行為的告誡書》，提出對于利用投訴舉報進行敲詐勒索、威脅恐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將及時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追究惡意投訴舉報人的責任等，引發熱議。

　　從早期王海似的“打假俠客”，到專挑小微店鋪、作坊下手的“碰瓷者”，“職業打假人”的社會風評似乎在下降，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了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

　　認定“惡意投訴”需慎重

　　不可否認，近些年隨著打假人的職業化，其打假手段和目的也與立法初衷出現了一些偏差。部分“職業打假人”為求高額賠償，以舉報威脅對方，超越了法律紅線。也有一些“惡意投訴”使生產經營者付出了不菲代價，引發公憤。

　　而且，職業打假人的“惡意投訴”，也容易造成公共資源浪費。據報道，近年來，全國以“打假”“維權”為名發起的惡意投訴舉報每年超100萬件。但即便如此，對于“惡意投訴”的認定也需慎之又慎。

　　根據《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暫行辦法》，“投訴”是指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與經營者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請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解決該爭議的行為。

　　從立法精神上講，消費者的正常投訴應該受到保護。而且，目前我國法律中并沒有關于“惡意投訴”的定義。

　　什邡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告誡書中，詳細列舉了“惡意投訴”的禁止種類，包括“明知或應知商品或服務存在質量問題仍然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再以提起投訴舉報、向媒體曝光等方式，要挾生產經營者索要賠償金”“因購買商品或服務獲得懲罰性賠償后，繼續購買相同商品或接受相同服務”“通過‘夾帶’‘調包’‘造假’等手段進行欺詐式投訴索賠和不實舉報”等。

　　其中，通過“夾帶”“調包”“造假”等手段進行欺詐式投訴索賠和不實舉報，確實超過了消費者合法維權的范疇，的確可以納入禁止范圍。但對于其他種類，包括“知假買假”“獲賠再買”等，法律其實都沒有禁止。

　　而且，將“惡意投訴”納入法律禁止行為，也很容易“誤傷”正常的“投訴”行為。而這正是不少民眾所擔心的——一旦消費者的投訴被認定為“惡意投訴”，將難以維護合法權益。

　　不斷提升法律精度

　　在現實生活中，“職業打假人”的影響并不全是負面的。事實上，當年以王海為代表的一批職業打假人，通過依法索賠，打擊假冒偽劣亂象，為市場經濟健康運行作出了貢獻。時至今日，“職業打假人”仍活躍在公眾視線中，對其作用也不能一概否認。

　　在法律層面上，“職業打假人”也并非“過街老鼠”。目前，并沒有具體條款明確，應當對“職業打假人”予以取締或懲罰。相反，有關部門為這個群體留出了發展空間。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這也明確了在食品、藥品領域，消費者即使明知商品為假冒偽劣仍然購買，并以此訴訟索賠時，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買假”為由不予支持。

　　當然，對于職業打假人的“弊病”，也要正確對待。從長遠看，則需要平衡好各方訴求，不斷提升法律實施的精度，適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不能被別有意圖的“職業打假人”牽著鼻子走。

　　□柳宇霆(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