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對農民與土地的思考和理解，用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

　　---------------

　　最終，作家關仁山選定了9個人物的敘述視角，有了小說的第一句話：“為了等一朵祥云，王決心錯過了最佳婚期。”白洋淀的新故事，徐徐展開。

　　這部反映雄安新區建設的長篇小說《白洋淀上》，是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首部作品。有評論家稱其是繼孫犁《荷花淀》之后，“最具白洋淀水鄉氣息和風采的文學作品”。

　　而對關仁山來說，寫農民，是幾十年來的堅持。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關仁山說：“寫農民是我自愿的選擇，其中有苦有樂。我想把對農民與土地的思考和理解，用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

　　在關仁山看來，寫作是一種勞動，用前輩畫家鐵楊老師的話說，作家藝術家首先要是勞動者。“我用充實、艱苦的勞動豐富自己的生活。而且這勞動是平凡的勞動，與農民種地打糧相比，并沒有什么高明之處。”

　　中青報·中青網：像《白洋淀上》這類宏大敘事的作品，如何寫得好看而不給人“命題作文”的感覺？

　　關仁山：“命題作文”容易概念化，如果不能藝術表達就會失敗。與時代同行的寫作有一個問題，就是拉開距離——審美的距離。我選擇了迎難而上、正面強攻，從現實生活經驗中取材，把政治話題轉化成文學話題，寫人的靈魂蛻變和新生，從大事件過渡到人物命運上，比如王決心、喬麥和趙國棟的形象塑造。

　　王決心是打魚人，從他和家人的視角寫出白洋淀的風土人情，寫出鄉親在新區成立和鄉村振興中的愛恨情仇、喜怒哀樂。這樣的轉化，就讓作品遠離概念化。同時，宏闊的時代生活不能舍棄，于是設計了新區常務副主任趙國棟，他是干部，避開一些官場小說的東西，來展示新區建設波瀾壯闊的背景以及由此展開生活的矛盾沖突和人物命運。

　　中青報·中青網：《白洋淀上》的創作難點是什么？如何突破？

　　關仁山：《白洋淀上》是我第一次創作多卷本小說，構架人物關系是一個難題。最初寫了一個3萬字的提綱，朋友讀了不滿意，我自己也否了。我就開始讀書，一邊讀書一邊走進生活，生活是新鮮而豐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中破解。后來我認識了白洋淀的朋友阿民，他帶我走進了水村王家寨。王家寨人能說會唱，我們走村串戶，現場感油然而生。人物原型王永泰就出現了，他是小說里的核心人物，緊接著，百歲鈴鐺老人原型又出現了……

　　通過搭建人物關系，看到現實生活的復雜性，相互滲透，相互交織。這時，難題又出現了，作家怎樣沖破表面泡沫、揭開人物內心的秘密？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全靠自己獨立思考、判斷，撥開生活的迷霧，終于看到了王永泰等人的苦惱與矛盾。他希望新區給鄉親帶來好處，可是，不讓蓋房了、不讓打魚了，他又擔憂新的形式主義，后來當他看到兒子王決心的進步，漸漸消除了疑慮，還在水災中為保護白洋淀大堤而壯烈犧牲。

　　中青報·中青網：你覺得當下的“山鄉巨變”與周立波時代的“山鄉巨變”相比，有什么異同？

　　關仁山：既有內在的聯系又有其特殊性。共同點是人的變化，但時代變了，鄉村形態也變了。《山鄉巨變》是對農民私有制思想的改造提升，比如改造固執派王菊生；而《白洋淀上》描寫的是今天農民創新意識的覺醒。

　　農民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從“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的艱難處境中走出來，返鄉農民回流，就是依靠鄉村振興的好政策來致富。《白洋淀上》中農民喬麥的大豆種業創新就是一個證明，在生態文明和科技創新中要效益，這是現代農業的必然要求。而在一切變化中，人的情感和心理變化更為重要。作家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放在歷史長河中考察，農民的精神實質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巨變。

　　中青報·中青網：上世紀90年代初，你曾在一個小漁村體驗生活，當時在漁村發現了什么？創作了什么？

　　關仁山：1990年到1993年，我在故鄉唐山渤海灣一個叫澗河的漁村掛職副村長。那時候我發現，改革開放之后的漁村，傳統文化被商業大潮沖擊而陷落，影響世道人心，漁民用生命捍衛自己的尊嚴。這讓我十分震撼，在其中挖掘出奇異的小說。

　　這時期，我創作了“雪蓮灣風情”系列小說。創作基本以中篇和短篇為主，寫了大概有30多篇，《苦雪》《藍脈》《醉鼓》等。其中《苦雪》獲得了人民文學獎，寫一個打海狗的老人面對商品世界，面對人的欲望，他不妥協，自己裝扮成海狗沖向人群、倒在槍口下的悲劇。根據這一時期的生活，還創作了長篇小說《白紙門》；描寫渤海灣的小說《船祭》獲得香港《亞洲周刊》第二屆小說比賽冠軍獎。

　　中青報·中青網：你為什么一直關注鄉村？

　　關仁山：我在《天高地厚》后記中說：“農民可以不關心文學，文學萬萬不能不關注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要一生為農民寫作。”1997年，告別寫渤海灣農民，我“上岸”寫農民與土地的命運，連續創作了《大雪無鄉》《九月還鄉》等，以及農民命運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和長篇小說《金谷銀山》《白洋淀上》等。

　　作品在內容上沒有什么連貫的人物、地點和故事，但題材是一致的，都緊緊抓住了當前農村最緊要的現實問題：三農困境、土地流轉、農民工進城、農村基層領導權、鄉鎮企業、招商引資和自然資源的破壞、強行拆遷和城鎮化、鄉土文化傳承、鄉村振興等。中國農村40多年來發生的所有陣痛與巨變——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新一輪的土地流轉，以及前途未卜的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過去、當下、未來的三維空間都進入了創作畫卷。

　　《日頭》的主人公金沐灶，是民間一個思想文化探索者。我之所以塑造他源于一個故事：“文革”時期，一位老校長為了保護一口大鐘，一口血噴在鐘上，大鐘上刻有金剛經，有人沾著校長的血把金剛經拓了下來。我把這個故事放在金沐灶身上，這個突發事件一下子改變了他人生的走向。金沐灶帶著悲憫情懷，苦苦追尋如何讓中國農民過上好日子。雖然他是個失敗者，但他的追問和求索很有價值。最初設計故事時，我想寫一個復仇的故事，但后來發現人物形象應該是超越復仇的，他突破了既定的故事格局，使小說成為一個講述農村維權者、探索者的奮斗傳奇。

　　中國農民這個龐大的群體，總是與貧窮、苦難、曲折和坎坷等詞匯相伴。鄉村振興開始了，盡管還有很多困難，但相信黨和政府，相信農民的主體力量，他們一定會走向光明的未來。

　　中青報·中青網：你被稱為河北現實主義寫作的“三駕馬車”之一，你覺得要做好現實主義創作，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關仁山：最重要的是責任心和使命感，而一個好的作品要有中國經驗的書寫，還包含這樣幾個維度：一是傳統性，作品表現出的文化經驗有中華民族的傳統意味、屬于中國的美學神韻；二是本土性，即地方性和地域色彩，如方言、民俗等；三是巨變中的中國文化經驗，這也是一個新課題。

　　中青報·中青網：哪些文學作品對你的成長和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仁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經過讀者的檢驗，給每個時代的文學精品賦予了經典意義。《創業史》《山鄉巨變》《荷花淀》《鐵木前傳》《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影響了我，拿《創業史》來說，我多年的創作中一直在尋找現實農村的梁生寶。這些小說我喜歡，讀得津津有味，我與這些農民的形象是那么親密無間。

　　作家在每個時期以作品對時代發言，對當代生活有著更全面、深刻的把握。創作僅靠作家的想象力是不夠的，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面前，想象力永遠是渺小的，廣闊的社會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組成的，他們的勞動與生活，平凡又偉大。

　　中青報·中青網：在不同階段，你都會創作新的作品來反映當下變革中的鄉土中國，接下來有什么創作計劃？

　　關仁山：我最近到正定滹沱河畔體驗生活。我目睹了農村的困境、看見了鄉村的巨變，也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當人的權益和尊嚴被權力和資本損害時，作家應該站出來毫不留情地批判，否則現實主義會失去其美學價值。

　　我正在創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滹沱河上》，滹沱河流域正定塔元村是我特別關注的地域，這里有著特殊的文化內涵，文化傳承融入鄉村振興，文化創新的故事震撼人心，我希望在新的小說中打造文學地標。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