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變化以迅猛之勢襲來。

　　2020年，澳大利亞的野火燒了半年；2021年，河南省遭遇罕見的特大暴雨，398人因災死亡失蹤；2022年，多雨潮濕的中國南方迎來罕見的干旱，山火頻發，鄰近的大陸上，歐洲也出現了創紀錄的高溫天氣。

　　更多變化則是悄悄發生的。

　　沈陽的刺槐、北京的玉蘭、合肥的垂柳，還有桂林的楓香樹，從1963年到2022年這60年，展葉期始期平均每10年分別提前了1.5天到3.3天。

　　位于玉龍雪山東坡的白水河1號冰川，從1982年到2022年這40年間，冰川末端退縮了470多米。

　　海水溫度也升高了，有專家說，“已經到了海洋生物無法忍受的程度”。此外，它還越來越“酸”了——人類每年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1/5以上被海洋吸收。

　　這些年，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意識到了生活的環境發生了某種變化：氣候變暖已是老生常談，各種各樣的極端天氣也越發頻繁。

　　近日于貴州省貴陽市舉辦的生態文明論壇上，人們探討了一系列與氣候變化、極端天氣相關的議題。有氣象學家表示，除了極端冷的事件以外，其他極端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基本都呈增加趨勢，比如極端熱、極端強降水、極端海平面的上升。

　　未來，會怎樣？

　　夏天會越來越長

　　四五年前，國家氣候中心首席科學家孫穎專門做過35攝氏度以上高溫天氣變化的研究。

　　她知道，未來35攝氏度以上的高溫天氣會開始得越來越早、結束得越來越晚，高溫天數增加、強度變強。孫穎說：“我們研究已經證實，未來極端事件會更頻繁，而且持續時間會長。這從我們科學上有很確切的研究結論。”

　　但她沒想到，變化來得這么快。

　　今年北京的高溫來得格外早，人們抱怨說，沒想到這個端午節居然在40攝氏度高溫中度過。

　　長年生活在北京、做了20多年氣候變化研究的孫穎都感到驚訝。她說：“去年的高溫和今年的高溫都是很不正常的。我們看過大量的資料數據，去年長江流域的高溫是一場破紀錄的高溫，今年對華北來講也是破紀錄了。”

　　近些年，孫穎感覺，極端事件“一波又一波，這波還沒有分析完、還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一波就又來了”。

　　高溫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去年持續高溫，長江流域干旱嚴重，干旱又加劇了高溫。水流量減少，水力發電受影響，就連能源大省四川都出現了能源短缺。水資源少了，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受到影響，還出現了嚴重的山火。

　　“從2020年到現在，高溫真的常態化了。”孫穎坦言，“(未來)到底常態化到什么程度、具體到什么位置，這是以后需要研究的事。”

　　而氣候變化，還不止于高溫。

　　罕見極端事件會越來越多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到，全球平均地面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升高了1.1攝氏度。

　　“全球升溫1.1攝氏度”，這樣的表述可能讓人覺得不足為奇。如果沒有溫度計，人體甚至感受不到1攝氏度的差異。

　　但實際上，氣候變化并不會以這樣溫和的面貌出現，而是呈現為一次次劇烈的極端天氣事件。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研究員、IPCC第一工作組聯合主席翟盤茂表示：“極端溫度的升高，大于全球平均溫度的升高。”

　　降水也是如此。

　　孫穎估計，“溫度每增加一度，大氣持水量會增加7%，意味著極端降水事件增加。”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研究員胡增臻引用一篇論文解釋說，在氣候變暖的情況下，雨滴變大了——小雨滴變少、毛毛雨變少，大雨的次數變多，“降雨日數少了，但是一降雨就是大雨”。

　　于是，一個英國氣象學家，在有生之年竟然看到英國出現40攝氏度高溫，這在歷史上前所未有；近年，非洲、亞洲、歐洲、北美和南美洲都發生過巨大的洪災，在幾小時或幾天內降下的雨量相當于此前一個月甚至幾個月的量。

　　這看似不起眼的升溫，還帶來了其他連鎖反應。

　　聯合國一篇科普文章中寫道：“很多人理解的‘氣候變化’就是溫度升高，但這只是個開頭……氣候變化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嚴重干旱、缺水、火災、海平面上升、洪災、極冰融化、災難性風暴和生物多樣性降低等。”

　　全球變暖堪稱極端事件的“放大器”。

　　世界氣象組織助理秘書長張文建提到，當前每年有244個四到五級的臺風。如果將來溫度提高3攝氏度，每年會有超過300個臺風，同時強度也會增強。

　　翟盤茂也表示：“未來極端事件變化與全球變暖幅度緊密相關。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加劇，氣候系統的許多變化將進一步加大。隨著全球氣候進一步變暖，在觀測系統中沒有觀測到的極端事件也可能發生。越罕見的極端事件，概率增長越大。”

　　氣候災害“吃”掉經濟增長

　　在“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應對”論壇上，張文建拿出幾張圖表。

　　他說，這50年世界各地發生了2.2萬余起極端災害，其中一半以上與天氣、氣候和水有關。極端天氣、氣候和水相關事件引發的災害導致200多萬人死亡，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合30多萬億人民幣。

　　張文建指出幾個變化趨勢：極端天氣事件增加、死亡人數減少、經濟損失增加。

　　他說，對高收入國家來說，自然災害帶來的經濟損失巨大；對不發達國家來說，經濟損失總量雖然不大，但是占GDP比重很大，“(有可能)一年GDP增長6%，5%給(自然災害)吃掉了”。

　　張文建認為：“最發達國家依然要警惕減災防災對經濟的影響，因為實際損失不小。最窮的國家，給氣象多投點資，投的錢回報至少40%、50%。”

　　世界氣象組織估計，隨著全球變暖加劇，強熱帶氣旋的比例將在全球范圍內增加。這一方面意味著經濟損失——對許多國家而言，沿海地區是最富裕的區域。另一方面是對生命的現實威脅——近50年來，亞洲有98萬人死于極端天氣事件，熱帶氣旋是主要原因。

　　具體到個人，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去年西南地區頻發山火，當地百姓被迫“與火為鄰”。而這一現象也并非個例。前段時間孫穎到北美訪問時，一位加拿大科學家告訴她，加拿大的山火活動很嚴重，“在家里都要戴N95口罩”。

　　孫穎說：“我們在講極端事件的時候，會提到人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暴露度很好理解。脆弱性是比較復雜的東西，同樣的煙霧、大火、高溫，要是有基礎疾病，適應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還有生活條件，如果有空調，應對高溫會好一點、適應能力就強，如果沒有空調，適應能力馬上就不一樣了……”

　　出路何在

　　1988年以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一直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人類活動對于氣候變化到底有多大影響？

　　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認為，人類活動“可能”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第四次報告認為“很可能”，第五次認為“極有可能”。最近這次歷時9年的研究報告出爐，認為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毋庸置疑”。

　　這是全球氣象學家的共識。

　　張文建說：“氣候變化的根源，還是溫室氣體排放。”

　　孫穎形容，“(溫室氣體)像蓋了一層厚厚的毯子”。

　　而這張覆蓋地球的“巨毯”還在變厚。

　　最近幾年，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溫室氣體公報內容如出一轍：2020年全球溫室氣體濃度創歷史新高；2021年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均為溫室氣體)的大氣水平均創下新高。

　　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袁佳雙提到，“溫室氣體的濃度在逐年上升。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平均濃度都達到了歷史最高。”

　　翟盤茂認為：“實現全球碳中和以前，極端事件肯定進一步增加。碳中和以后，進入負排放的階段，才能把溫度提升的幅度降下來，極端事件的頻率可能下降。”

　　而在實現碳中和之前，“至少在未來30年到40年之內，我們面臨極端事件的挑戰越來越大，所以現在不得不做預警預防工作。”

　　張文建表示：“24小時之前對極端事件熱浪、熱帶風暴的預警，可以減少30%的損失。特別是極端事件來臨之前，可以把人員撤出來，減少人員死亡。”

　　除了預報天氣，氣象界也在努力預報極端事件。但張文建提出，在早期預警這方面，應該再往前走一步——不僅把極端事件的預報做得更準，還要講清楚它們對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發展會產生什么影響。他說：“這中間的差距如果長期存在的話，我們(氣象部門)做的很多工作最后就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價值。”

　　胡增臻說：“澳大利亞氣象局聘請了社會學家來修改他們的報告，我們(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知道這個事之后也聘請了社會學家，氣候報告的語言很通俗。除了講這些事實讓內行人知道之外，關鍵是讓社會大眾知道氣候確實在變。”

　　孫穎認為，目前國內的公眾教育還非常匱乏。她說：“那天北京那么熱，還有老太太帶著小孩出去，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況，她沒有這樣的意識。”

　　孫穎記得，2021年鄭州下暴雨前，氣象局發布了很多紅色預警，但許多人沒當回事。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79人死亡，“從那以后大家知道了下暴雨的時候得在家待著，不要到處溜達，開車的時候別往高速里面或者是比較低的地方去。”

　　這是用生命代價換來的教訓。

　　“跟發達國家比，我們對災害的校園教育做得少一點。如果現在從學生教起，等到這些人長大了、老了以后，整個社會的科學意識都會有比較大的提升。”孫穎說。

　　而對于現階段要做的低碳、減排，每個個體都有責任，氣象組織也大有可為。

　　張文建經常分享的觀點是，一個成熟的氣象組織，要既能夠為減災防災作貢獻，同時又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經濟要發展，沒有新能源怎么辦？這是我們氣象組織能做的更大的方面。”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雅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