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安慶

　　寫托馬斯·曼，說容易也容易，說難也難。

　　如果從作家的“八卦史”來寫，那托馬斯·曼與他的家族可以提供無數的八卦材料，譬如說托馬斯·曼兩個妹妹相繼自殺，他的兩個大孩子埃麗卡和克勞斯放蕩不羈的生活，他與同為作家的哥哥海因里希微妙的兄弟關系……這些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去收集材料，一一捋清人物之間的關系，完全可以用“揭秘”的興奮口吻去告訴大家“你看看世界級大作家的家庭這么混亂”。

　　但托賓顯然沒有走這條路，他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途徑去嘗試呈現一個“托賓化”的托馬斯·曼。所謂“托賓化”，指的是托賓非常擅長寫親密的時刻和私密的細節，譬如他寫亨利·詹姆斯的《大師》，就是用細膩的筆觸去書寫一個文學大師的所思所想，而到了這一本寫另外一個文學大師，同樣是如此。

　　用虛構的體裁去寫一個真實的人

　　這里有必要再去展開說“難”，以及托賓如何去應對。

　　托馬斯·曼是真實的人，要想了解他，可以讀他的人物傳記，也可以讀他寫的文字以及他親人、朋友撰寫的回憶錄。托賓研究托馬斯·曼，前面提到這些自然都是好好研讀過的。但要用小說這種虛構的體裁去寫一個真實的人，那真實與虛構的尺度如何去把握？是要亦步亦趨地按照現實中的托馬斯·曼來寫他，沒有材料佐證的細節絕不瞎寫，如此會不會太過死板？還是膽子更大一點，不拘泥于史料的限制，更自由任性地在現實的基礎上發揮，這樣也可能會招致“太過離譜”的批評。托賓從2005年開始研究這本小說，花了15年的時間去吸收所有現有的材料，然后再去看允許他虛構的空間有多大。其難度可想而知。

　　托賓在給讀者寫的信中如此說道：“我在一九九六年為三部托馬斯·曼的傳記寫了評論。我了解他的作品，但在讀這些傳記以及曼的日記之前，我對他的個人生活知之甚少。我發現他一直在思考一種他得不到的性生活。托馬斯·曼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最有名望的德國人，也是六個孩子的父親。一九一二年《死于威尼斯》出版時，沒有人想到它來自真實的欲望和真實的事件，那發生在前一年他和妻子的威尼斯之行時。”托賓通過閱讀曼的妻子卡提婭所寫的回憶錄發現，“她回憶了一九一一年旅居威尼斯期間，曼對酒店中一個客人的癡迷之情，她明確寫道，她的丈夫‘把他從這個迷人的男孩身上得來的愉悅感，轉移給了阿申巴赫(小說主人公)，并將之風格化為強烈的情感。’”

　　可以說，這是一道人性的裂縫。托賓是何其敏銳的作家，他意識到這次是進入托馬斯·曼內心世界的絕佳機會。這樣一位嚴肅莊嚴的大師，如同一座巍峨堅固的城堡，平日戒備森嚴，閑人免進，這時卡提婭偷偷開了一扇小門讓托賓進來。

　　“將心比心”和創造一種幻覺

　　進去后，托賓也遇到了困難，畢竟托馬斯·曼不會那么輕易地把自己袒露給外人，也沒有多少文字材料來幫襯。此時就到了需要托賓“虛構”的時刻了，“正如曼把他的生活運用到小說中，我也把我所了解的威尼斯的地點運用到我筆下的曼家夫婦之旅中。我把他們放在圣方濟會榮耀圣母教堂中，觀賞提香的《圣母升天圖》，然后帶他們去斯拉夫的圣喬治會堂，那里掛著卡爾帕喬的畫。我讓曼站在我站過的空間里。我用切實的回憶來支撐寫作。”

　　這里我們會發現托賓并不要像傳記作家一板一眼地完全忠實地復原傳主的經歷，而是要“將心比心”——我用自己切實的經驗來去理解你的人生。但是托賓是托賓，托馬斯·曼是托馬斯·曼，這是兩個完全不同時代的人，你如何能保證你寫的就是真實的托馬斯·曼呢？我認為托賓并不想去保證，他就是要寫一個“托賓化”的托馬斯·曼。

　　“托賓化”是如何在寫作技藝層面實現的呢？托賓說得也很明白，“我認為我的責任是創造一種幻覺，即讓讀者覺得自己從托馬斯·曼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從他的角度來感知。這是主要任務，要保持這個視角。我盡可能地按照他的傳記所概述的軌跡去寫。我嘗試了各種系統，包括很多閃回，但后來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讀者(和曼)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么，每個事件似乎都不是模式的一部分，而幾乎是一個驚喜。”

　　概言之，托賓采用了限知視角。這樣寫會讓讀者與人物之間有一種“親密”的聯結。另外在結構上，與《大師》不同的是，采用了紀年體，以托馬斯的人生時間節點為敘事單位，背景跨越半個世紀，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成為當時最成功的小說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逃離德國，前往瑞士、法國，再到達美國，最后結束于蘇黎世以南的基爾希貝格。這是何其復雜動蕩的人生圖景，托賓卻能夠在保證交代清楚托馬斯·曼及其家族的人生事跡之時，還能將“托賓化”進行到底，一個復雜深沉的人物如此鮮活地留在了讀者的心中。

　　“搖搖晃晃的人”

　　“托賓化”的托馬斯·曼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泰晤士報》曾如此評價，“《魔術師》不是傳記，而是一部藝術作品，是對一個變革世紀的情感反思，聚焦了一個努力站穩腳跟但被變革之風吹得搖搖晃晃的人。”“搖搖晃晃的人”，非常精準地點出了托馬斯·曼的人生。他總是對那些俊美的男人遐想翩翩，卻是六個孩子的父親，一輩子在牢固的婚姻生活之中。

　　他不是一個好的預言家，身處時代中，他看不清未來的方向在哪里，反而總是心存僥幸，結果他流亡了一輩子，從德國到美國，再到瑞士；他是公眾人物，卻很少公開表態，反倒是他的哥哥、孩子們，總是無比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不過反諷的是，他的哥哥、孩子們結果都需要靠他來救濟)。

　　作為當時德國最重要的作家，有一段時間他始終沒有明確站出來反對邪惡透頂的納粹，這在他的兒女眼中看來是不可理解的。托賓此時寫道托馬斯·曼如此想：“他們不理解怯懦。對他們而言，只有透徹……這個時代的透徹只屬于少數勇士。對其余人而言，這個時代只有混亂。”怯懦有錯嗎？說到底，為什么只想好好待在書房里寫作都這么難？這既可以說是托馬斯·曼的不幸，也是他的幸運。幸與不幸，對作家來說都是滋養，正如托賓所言：“我認為失落滋養了他的作品。首先，他離開了他的出生地呂貝克，這種失落帶給了他《布登勃洛克一家》。后來，《魔山》則來自于一種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失落。然后，由于失去了德國，他寫出了《浮士德博士》。”

　　最后，要問的是，書名為何叫《魔術師》？書中第一次出現 “魔術師”這個稱呼，來自于一個家庭場景，他的親人稱呼他為“魔術師”，十分親昵。而在之后的篇章中，親人叫他“魔術師”，慢慢有了諷刺的意味。魔術師，可以用障眼法來為你展現一個“神跡”時刻。在作品中，托馬斯·曼可以施展“魔術”(《魔山》中有一個降神會的場景，《浮士德博士》則依賴于對魔法的信仰)。但在現實世界，不會有什么神跡顯現——真實的、動蕩的、混亂的人生才是唯一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