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原副市長張思平追憶厲以寧：

　　“作為深圳人，我們懷念和感激厲教授”

　　2月27日19時31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厲以寧因病逝世，享年92歲。

　　消息傳來，社會各界對厲以寧的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作為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厲以寧為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貢獻了大量重要思想。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厲以寧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

　　“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我們需要學習厲敢于堅持真理、敢于大膽理論創新的精神，使其在實踐中產生更大影響，這是對厲教授最好的紀念。”2月28日，深圳市原副市長張思平接受“政事兒”專訪，追憶緬懷厲以寧。

　　張思平被稱為深圳改革“老將”。他于20世紀90年代先后任深圳體改辦主任、廣東省體改委主任，2003年任深圳副市長，2010年任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長期分管深圳改革工作，曾與厲以寧多次交流。2014年11月退休后，張思平創辦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邀請厲以寧擔任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談與厲以寧的交往

　　“每年都向他當面或書面報告工作，得到很多指導”

　　新京報：可否談談你與厲以寧教授的交往？他對你影響最深的是什么？

　　張思平：從與厲教授接觸來看，我想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研究生時，厲教授給我們講述西方經濟學，是我的老師。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任深圳市體改辦主任。深圳是全國股份制改造試點、股份制公司上市最早的試驗場，厲教授對深圳的股份制改造非常關心、支持。第三階段是2014年我退休后，創辦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在這個過程中，與厲教授多次交流。

　　我最后一次見厲教授是2016年8月23日，去北京向他匯報研究院的工作。他對研究院發展也很關心。我們對社會智庫如何發揮作用、經濟形勢等做了很深的交流。這是我和他聊得時間最長的一次。

　　2014年我們成立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堅持建設性、獨立性、社會性，致力于中國改革創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厲教授欣然接受邀請擔任了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給予了非常大的關注關心。這是他為數不多的擔任校外學術委員會主任。我們每年都向他當面或書面報告工作，得到他很多指導意見。

　　厲教授多次在我院主辦的大梅沙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在2015年的論壇中，他提出政府在簡政放權過程中，要建設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責任清單既包括了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也包括對政府及其部門責任的限制，亂作為不行，不作為也不行，幾天之內文件批完，不能拖沓。這樣大家積極性就起來了。”

　　2016年的論壇，厲教授當時已經86歲高齡。他講了35分鐘，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工業化以及企業創新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見和建議。

　　厲教授是經濟學界的泰斗和老前輩。他的股份制改革理論、所有制改革理論、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以及其他一系列理論，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我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2018年，厲教授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這個榮譽名副其實，眾望所歸。厲教授的逝世，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

　　談厲以寧的理論貢獻

　　“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厲以寧教授的經濟理論貢獻？

　　張思平：厲教授對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經濟理論的重要貢獻涉及很多領域，但對實踐產生影響最大的，我認為有兩方面。

　　第一是股份制改革理論，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起了奠基性的重大理論突破。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還在探索，摸著石頭過河。國有企業到底怎么發展、怎么改革，并不清晰，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主張。在1980年的一次高層會議上，厲教授提出可以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業，第一次發出關于股份制的聲音。此后又多次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從此得了“厲股份”的稱號，社會上有不少質疑的聲音，阻力很大，但他不卑不亢。

　　實踐證明，厲教授的股份制產權改革對國有企業改革產生巨大作用。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的改革，實際上找到了一條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相兼容、相融合的橋梁。30多年來，我們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第二是他提出股份制改革后，對所有制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他指出，“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在實踐中備受阻力。厲教授始終以一個誠實嚴謹的學者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我們現在講要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再次明確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厲教授在各領域的貢獻很大，我認為上述兩個方面在實踐中產生了巨大效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談股份制改革

　　“促進了深圳的崛起”

　　新京報：你如何看厲以寧教授的經濟理論對深圳的影響？

　　張思平：深圳是全國股份制試點和改革的先鋒，是厲教授經濟理論的試驗場和實踐基地，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功。

　　1983年，深圳組建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發行新中國第一張股票；1986年，出臺《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選定10家國營企業開展試點，在全國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搶抓深圳證券市場發展先機，推動深振業、深物業等國企上市；2002年，啟動能源、燃氣、水務、公交等國有大型企業國際招標招募改革試點，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公用類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探索管理層和核心骨干持股制度化路徑。

　　在幾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除了國企，深圳民營企業也異軍突起。我們通俗講民營經濟的“56789”，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深圳通過國企改革，一些劣勢企業逐步退出，深圳的高科技、物流企業、制造業、服務業、外貿企業等都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對于深圳來說，民營經濟的比重比“56789”還多。

　　深圳經過40多年的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保障的多種所有制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這是深圳40多年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厲教授的股份制改革理論、所有制改革理論在深圳的成功實踐，促進了深圳的崛起，使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個2000多萬人口的國際化大都市，創造了深圳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的奇跡。

　　這些奇跡的創造有多方面原因，但從理論界、思想界來講，厲教授的影響是巨大的。每次他來深圳調研、講座，都與深圳的企業家、市民、相關領導等充分交流。2020年，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厲教授寄語特區“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作為深圳人，我們應該懷念和感激厲教授。

　　談學習厲以寧精神

　　“要學習厲教授敢于堅持真理、敢于大膽理論創新的精神”

　　新京報：我們應學習傳承厲以寧教授的哪些精神？

　　張思平：改革開放40多年來，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取得重大成就，使我們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

　　但從改革的角度來講，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當前，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等過程中，需要進一步的理論創新和大膽探索。我們需要學習厲教授敢于堅持真理、敢于大膽理論創新的精神，使其在實踐中產生更大影響，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做出更大努力。我想，這是我們對厲教授最好的紀念。(新京報記者 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