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兵河 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腫瘤質控中心乳腺癌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教授。長期致力于乳腺癌關鍵技術研究與抗腫瘤新藥研發，研究成果寫入多部國內外規范和指南。

　　1977年恢復高考時，19歲的徐兵河是湖北大冶一所小學的民辦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幫學校食堂師傅挑水、做飯之后，他才能抽出時間準備考試。從湖北醫科大學畢業后，徐兵河見證了中國腫瘤學科的發展。作為國際知名腫瘤內科和乳腺癌內科治療專家，他坐鎮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內科，在國內數個版本的醫院和科室排名中位列首位。40多年后的今天，徐兵河說，“高考和上大學，給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高考老鄉騎車帶我往返考點

　　新京報：您是哪年參加高考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徐兵河：我是1977年，也就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參加(高考)的。那時我19歲，高中畢業剛兩年。高中畢業后我回家鄉湖北大冶，先在林場工作，后來又當起了民辦教師，教小學五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數學、物理。我還是班主任，要備課、教學，還要做好班級管理工作，其實任務挺重的，沒有太多閑暇時間。

　　不僅如此，我們學校食堂那時只有一個師傅，年紀也不小了，我又是學校里比較年輕的老師，一有時間，就去幫著師傅挑水、做飯。

　　知道恢復高考的消息后，我就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復習功課。其實挺匆忙的，準備起來也不容易，因為我讀高中的時候，就分為農技班、農機班、會計班等，我是會計班的，語文、數學都挺好，但物理、化學知識相對貧乏，有點偏科。

　　我當時跟一個老鄉一起復習，他的物理成績很好，我語文成績不錯，我們就互相幫助。

　　新京報：當時高考，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兵河：我所在的小學離考點有十多里路，一位一同參加高考的老鄉每天騎車把我帶過去。高考那幾天，我早上六點起床，自己帶點干糧中午吃，下午考完，那位老鄉再把我帶回來。那會兒基本都是土路，也少不了上下坡，不像現在這么便利。

　　大學頭半年成績并不好

　　新京報：為何選擇醫學專業？

　　徐兵河：我其實一開始想報考工學、軍工相關專業，但后來被湖北醫科大學錄取了。

　　可能因為所學專業不是自己的第一選擇，我大學頭半年的成績并不好，當時就老想著是不是有機會再考一年，能重新選個自己喜歡的專業。當時班里有25個人，第一個學期的成績出來，我排在中下游水平。

　　但我骨子里是個很要強的人，對這個成績并不滿意，就開始用功，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喜歡上了醫學專業。后來，我每門課成績基本都在90分以上，畢業時的平均成績達到了92分，當時畢業留校要求平均成績達到85分，我排名第二。

　　我個人的感覺是，很多人在年輕時，其實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學什么專業；不是自己十分喜歡的專業，一樣能學好，在了解的過程中會重新認識。

　　新京報：您之后又如何進入了腫瘤科這一領域？

　　徐兵河：因為成績不錯，我獲得了留校的機會，在學校附屬醫院腫瘤科工作。那時候，大家都愿意選擇到內科、外科這樣的大科室工作，像腫瘤科這樣的小眾科室，幾乎無人問津。那個年代，腫瘤的發病率比現在低，大家把腫瘤幾乎等同于絕癥，應對辦法也有限，除了手術和放療，基本就是姑息治療，不像現在方法這么多。

　　新京報：為何一直在走繼續求學之路？

　　徐兵河：我自己覺得，還是應該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老在武漢待著，視野還是不夠開闊。

　　當時工作兩年后就可以考研究生。1984年，我考入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內科，以當年第一名的成績，成為孫燕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內腫瘤學界泰斗)的第一個研究生。

　　我后來又到國外工作了幾年，1991年-1993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發表了5篇科研文章，涵蓋了當時的幾家頂級醫學期刊。我的導師希望我留下來，但我堅持回國。

　　1993年底，我回到國內，好多同行都說我傻，但我沒想那么多，我就覺得出去是學東西的，東西學到了，就回來，而且國內的環境也更適合我。我又在1996年至1999年在國內完成了博士階段的學習。

　　高考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

　　新京報：如何看待高考對您人生的意義？

　　徐兵河：高考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心存感激。

　　在我上學那個年代，還是很窮的，吃飽都很難。小時候，家里窮得想吃點干飯都很難，都是喝很稀的粥，雞蛋、肉更是只有過年、過生日的時候，才能吃到。除了窮，我們在各方面也都還很落后。我格外珍惜高考的機會，高考和上大學，給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改變了我們這些大學生的人生軌跡，所以大家在大學里學習都很刻苦，都很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新京報：對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您有怎樣的寄語？

　　徐兵河：堅持自己的夢想，愿意為夢想付出努力。為夢想而奮斗，努力就有收獲，奮斗必有結果！

　　新京報記者 張秀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