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報告指出——

　　全球可持續發展需彌合“融資鴻溝”

　　本報記者 李學華

　　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平均需要支付4倍于發達國家的債務利息。高昂的債務融資成本嚴重阻礙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疫后復蘇進程，迫使其削減用于可持續發展的支出，限制了它們應對未來沖擊的能力。全球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盡快采取行動：解決融資缺口和化解債務風險，資金流必須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協調一致，提高資金管理透明度和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生態系統。

　　聯合國日前發布《2022年可持續發展融資報告——彌合融資鴻溝》指出，高昂的債務融資成本嚴重阻礙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疫后復蘇進程，迫使其削減發展支出，限制了它們應對未來沖擊的能力。隨著全球食品和燃料價格飆升，聯合國擔憂俄烏沖突可能會惡化世界經濟前景，增加大范圍債務危機的風險。

　　貧富分化更加嚴重

　　報告發現，富裕國家能夠以超低利率借貸，創紀錄的借款有力地支持其經濟復蘇。然而，最貧窮國家卻需花費數十億美元來償還債務，這進一步阻礙它們進行可持續發展投資。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約77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截至去年底，許多國家的經濟仍低于2019年水平。該報告預估，即使不考慮俄烏沖突的影響，至2023年底，五分之一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也無法恢復到2019年水平。

　　“我們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融資的進程已行至半途，然而結果卻為我們敲響警鐘。”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阿米娜·默罕默德表示，“為確保數億人擺脫饑餓和貧困，在這個急需集體責任的決定性時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斃。我們必須為創造體面和綠色的工作機會、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和教育而努力，不讓任何人掉隊。”

　　報告指出，平均而言，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需要支付收入的14%作為債務利息——幾乎是發達國家這一比例(3.5%)的4倍。在全球范圍內，由于疫情，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迫削減本該用于教育、基礎設施及其他支出的預算。俄烏沖突將加劇這一形勢并帶來新挑戰，能源和商品價格的上漲、未見好轉的供應鏈中斷、高通脹和經濟增速放緩，以及金融市場的波動加劇將與之相伴。

　　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俄烏沖突可能導致債務壓力進一步增加，饑餓人數激增。沖突爆發前，各國復蘇的差距已經加大，發展中國家平均每100人只有24劑新冠疫苗，發達國家每100人則擁有將近150劑新冠疫苗。更令人震驚的是，2021年發展中國家70%的10歲兒童仍無法閱讀基本文本，較2019年增加17%。2021年食品價格已經達到近10年來新高，聯合國擔憂俄烏沖突可能會使許多國家的經濟前景急劇惡化。

　　需加大相關投資

　　“發達國家在過去兩年的行動證明，針對有抵御災害能力和清潔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進行投資，數百萬人可以擺脫貧困。”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副秘書長劉振民表示，“國際社會必須在這一進展基礎上再接再厲，確保發展中國家也能夠達到類似的投資水平，同時減少不平等，并確保可持續的能源轉型。”

　　報告還指出，在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大國的推動下，2021年全球在減貧、社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投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其中積極成果包括：全球增加了對研發、綠色能源和數字技術的資助；2021年私人投資強力回彈，中國和美國兩國貢獻超過50%；2020年以來，可持續債券發行翻番，總量超過1萬億美元；可持續性主題投資的基金數量增長62%；發展中國家的私募股權和風險資本投資創下2300億美元的最新紀錄(2020年為1500億美元)。

　　報告指出，官方發展援助(ODA)正在創紀錄增長，在2020年達到161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但這仍無法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巨大需求。而且，還有13個國家削減了官方發展援助的額度。聯合國擔心，俄烏沖突的影響、歐洲難民支出增加，可能意味著對最貧窮國家的援助將進一步減少。面對這一全球危機，需要立即采取行動并提供額外的國際支持，以防止債務危機發生，降低高昂的借貸成本。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需要緊急援助，以重回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軌道。報告估計，最貧窮的國家將需要增加20%用于關鍵領域的支出。

　　三大領域亟待行動

　　報告建議，需要在以下三方面采取行動，以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

　　一是融資缺口和債務風險上升亟待解決。例如，加快債務減免并將資格擴大到債務沉重的中等收入國家，同意債務互換，以及將未使用的10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SDR)重新分配給有需要的國家。各國可以通過吸引更多力量參與加強銀行體系以提供更多財政支持，來促進長期、可負擔、穩定的融資。

　　二是資金流必須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協調一致。例如，國際稅收體系應當及時反映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以解決疫苗不平等問題并增加醫療產品的普及率。同時，私營企業和上市企業需要全球一致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當前高昂的化石燃料價格恰好為各國加快可持續能源轉型提供了契機。

　　三是提高資金管理透明度和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生態系統，這將有助于增強各國風險管理和運用資源的能力。例如，通過改進稅收信息的共享和使用來治理非法資金流動；提高債務數據的透明度，為主權國家制定長期信用評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