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白百何又白復出了？

　　◎韓思琪

　　《我們的婚姻》收官了。收官后，被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是：白百何這次有效復出了嗎？

　　嚴格來說，《我們的婚姻》不是白百何第一部復出之作了。踩著2019年尾巴上映的電影《親愛的新年好》，她出演遇到職場瓶頸的小白領。2020年有女性獨白劇《聽見她說》，八位面對不同女性困境的女性各領一個話題，其中白百何的單元《失眠人的夢》話題聚焦于“全職主婦”。2021年還有打出“關注女性獨居安全”牌的《門鎖》。大小屏幕之上都做出了一些嘗試，也慢慢地將自己的戲路與“女性獨立覺醒”捆綁。只是每一次新作上線，仍會被打上“白百何復出之作”的宣傳標語。

　　這一次《我們的婚姻》也不例外，“38歲白百何的‘復出之戰’還能打響嗎？”新劇口碑熱度幾何？是否有加持？再一次成為話題的焦點。白百何與她劇中出演的角色沈彗星都處在一種中年危機的緊迫下：曾拿到過一手好牌，女人到中年之后還能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嗎？

　　沈彗星的設定是一位有野心的全職媽媽重返職場。沈彗星接受過高等教育，有見識有知識有主見有策略，畢業正準備大展拳腳時因意外懷孕選擇做全職太太。畢業、求職、生娃，在普通人都“提著腦袋”往前沖的重大人生節點，她卻突然選擇了另一個方向慢下來——還未接軌，就先脫軌，去做大后方。這一選擇在當代中國的“高速”敘事里代價不可謂不大，彗星如此堅定選擇的理由是，想要給孩子完整、完美的童年。

　　然而問題是，她轉身回去做全職太太并不自洽：家庭婦女的價值在自我實現方面，對于接受過更高等教育資源喂養、見過更廣闊天地的沈彗星來說——在她的價值序列中低人一等。沈彗星人生的具象困境是，彗星其實并不享受主婦的職責和邏輯：生育是握在手里的籌碼之一。她也無法接受以家屬的身份，只能出現在商業研討會的附屬茶話會上。為此六年后，她決定希望拿回自己失去的，讓脫軌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軌。于是故事開始了，她身體力行地“奉勸”所有女性應回到職場。

　　國產劇市場上，對中年女性的想象通常是三分天下：賢妻良母，普通獨立女白領，女霸總。白百何則是第二類下設的一只重要類別：“嘴里永遠不缺詞兒的普通高知女性”。十年前《失戀33天》里“小妞”角色黃小仙成就了白百何，伶牙俐齒，無論何時、無論處于怎樣的不利位置嘴上都不能吃虧，犀利毒舌，耿直倔強，嚴肅活潑，這樣的角色也成為了白百何在各式故事里通行的一張名片。所謂的“15秒99個字”，這一次也作為一項技能“繼承”給了沈彗星。

　　甚至于《我們的婚姻》整個故事就開始于白百何與佟大為學生時代的一場辯論賽，“高知女性回歸家庭算不算浪費”，在辯論賽中持正方立場的她在生活里做出了對方辯手的選擇。整部劇也如同一場觀點、論據、對照組清晰的大型男女權辯論賽：一組男主外女主內、高學歷的全職媽媽和在投行工作的老公，二組女主外男主內、女強人媽媽和在家帶娃的全職爸爸，三組同樣女主內，但全職太太奉行“把老公當老板”的信條在“上班”。

　　可惜的是，這一次《我們的婚姻》仍未能完美地實現白百何的完美復出。

　　沈彗星并未像《三十而已》中的顧佳，能在擺道理之前便獲得觀眾全票認同。女導演邵藝輝在微博上談論觀劇感受時提到，“看豆瓣和彈幕很多人會覺得這個角色招人煩，因為她直接、不留情面不揉沙子不給好臉色，還想要平等要權力。編劇省去了交代她六年在家帶孩子做家務的情節，我認為很高效，也沒必要，但這也許是造成了一部分人難以理解她為什么現在會憤怒會無法忍受。”

　　觀眾的這種不買單，不僅是出于情節的空白——繁瑣又辛苦的帶孩子做家務情節，在情節設計的角度會成為她覺醒后要平等要權力的“蓄力條”，當失望攢夠了，她的離開如何決絕、激進才能是被理解的。更大的問題，還是在于這個角色塑造的“話題化”，她不是一個被生活巨變逼迫著回到職場的“小白”，她在做全職媽媽時便有回到職場的覺悟和野心，這樣卻允許自己六年時間完全空白，沒有合情合理的過渡、安排和準備。

　　此時，編劇借白百何之口發出的控訴，乍聽解氣、爽、無比正確，但細細思量一下她的邏輯又非常可疑：那么，這代價究竟要誰來替你買單呢？

　　“如果我們兩個之間，有一個人要為家庭多付出，那一定是我。”

　　“我們兩個之間，如果有一個人能成功，那一定是你。”

　　“現在的社會對女人的要求越來越高，恨不得你剛生完孩子，就最好能練出馬甲線來，能獨立、熟練帶孩子的同時，最好完成自我提升。”

　　“社會都進步了，為什么規則沒改變呢？那也是因為你們這些既得利益者，阻撓變革。”

　　金句非常多，非常有道理，然而故事的人物邏輯是空對空的，有那么一股通過對立來拉觀眾的票的味兒。劇中角色以沈彗星為代表，也都成為了工具人——成為擺放編劇從社交媒體的口水戰中挖出的“金句”的工具人。

　　《我們的婚姻》中的另外兩位女性角色同樣擰巴。蔣欣飾演的職場女強人，也如她以往熒屏的“用力實干家”形象，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時刻緊繃害怕被人替代。對于這樣一位女高管來說，幫助維持生活大后方的穩定與和諧，理應是她對生活合伙人價值的重要衡量維度，可是她卻從心底里不認可丈夫全職爸爸的價值。間接又不自覺地，再次傳遞了家務勞動低人一等的訊號。

　　曹曦文雖然之前能清醒地提出，“把老公當老板”。然而，當編劇需要將劇情推向下一個高潮時，她也成為表演婚姻里受害者的工具人——必須一敗涂地失無可失，代價慘痛才能讓她們有決心走出那扇門，意識到女人人格的獨立需要經濟獨立的支持，不工作是不行的。于是，她的“人間清醒”人設馬上分裂出一個中年“傻白甜”。

　　編劇這樣的撕裂，就在于想搞的噱頭太多，“高學歷女性舍棄事業當全職媽媽，家務勞動不被尊重，孩子教育中父親的缺位，職場性別不平等，打工人反抗加班內卷文化……”幾乎是照著熱搜榜去扒話題。然而，人設拔得很高很吸睛，但并沒有真正去理解家庭主婦最真實的困境、心聲和選擇。

　　畢竟，家庭利益里沒有那么多掀翻桌子的爽和利，婚姻故事里的選擇與時代的“現代化”相映刻，當現代女性不再必須“物理性地嵌套入男方的大家庭”下，夫妻二人共同組成的小家庭里的新矛盾：家務、育兒、勞動、資源分配，這些現實的議題是嶄新又真實的，爽文與金句固然可以“消費”這些情緒，卻不能承載住這些與我們現實真切相關不遠不近的“哭聲”。當創作能夠不被話題綁架時，婚戀題材劇才能成為生活真正的解毒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