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潔

　　2023年，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廣東省委副主委、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副校長許玲連跑了十幾所職業院校：從浙江到山東，再到寧夏等地。多處實地學習交流之后，“調研太重要了！”這位奮戰在職業教育領域多年的“老兵”感慨，自己“對職業教育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今年是許玲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第七年。對于這位老委員來說，最高興的事情莫過于調研建議一定程度推動了職業教育的發展。去年履職期間，許玲根據實地調研執筆了一份深化職業教育改革的材料，引起了相關主管部門的關注。去年12月，教育部在一次調研期間舉辦了小型座談，請許玲等專家談一談如何優化職業教育管理體制。材料一路送到了國務院，得到了領導的批示。

　　“這讓人感到非常振奮。”許玲說。

　　職教“老兵”許玲發現，隨著重磅文件的接連發布，職業教育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但行至水深處，“好解決的問題都已經得到梳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職業教育資源還存在分散不均的矛盾。

　　調研過程中，許玲發現多個部門支持院校在實訓基地上多重發力，一定程度阻礙了資源的統籌。她認為：“需要協調職業教育的支持資源，形成統一合力，最大限度發揮資源力量。”

　　另一方面，職業教育的資格證書體系也存在多體系并行的問題。如職業技能證書包括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和1+X職業技能等級證書。許玲發現這兩套證書體系的同步運行給院校和企業都帶來了不少困難，“企業不知道哪一套證書更加權威，院校不知道要如何打造考取證書的培訓體系”。

　　一系列調研發現的真問題被一一回復。這讓許玲感到了全國政協委員肩膀上沉甸甸的責任，“目前得知，職業教育管理體制正在優化，證書體系也會更加統一，逐步形成一套體系”。

　　過往履職期間，許玲提交了不少提案，部分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但這位全國政協委員有了更大的目標：“過去我們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雖然也有療效，但是要真正促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專家和學者更要關注體制機制的理順，提出根本性建議。”

　　如今，我國已建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中高職學校每年培養1000萬左右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在類型定位上，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著力提升職業教育認可度。

　　從履職之日起，許玲始終關注職業教育的高速發展。今年兩會，許玲還持續關注一個老問題：產教融合。

　　“如今產教融合領域不缺政策，也不缺氛圍，更不缺理念。我們現在缺的是什么？是落實。”從第一年履職起，許玲便在全國兩會上持續提交與產教融合相關的提案。

　　調研路上，許玲在企業中看到了一個明顯的現象：企業的信息化改造進程加速，對人才的需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企業不僅提高了對人才的學歷要求，也提高了對數字化技能的要求。企業逐漸不再需要具體崗位技能的工人，而是需要數字化應用能力強、熟悉產業發展的人才。

　　在調研現場，許玲曾問一家企業的負責人：現在員工數目是多少？5年前的員工數目是多少？得到的回答是：5年來，企業產值和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但用工規模不斷縮小。

　　“產教融合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職業院校需要把握最新市場需求，培養數字化綜合能力強的人才。”許玲說。

　　2023年，《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賦能提升行動實施方案（2023—2025年）》中明確提出，2025年，國家產教融合試點城市達到50個左右，試點城市的突破和引領帶動作用充分發揮，在全國建設培育1萬家以上產教融合型企業，產教融合型企業制度和組合式激勵政策體系健全完善，各類資金渠道對職業教育投入穩步提升，產業需求更好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逐步形成教育和產業統籌融合、良性互動的發展格局。

　　僅僅靠工程師開一場講座，學生走進一家工廠參觀幾次是遠遠不夠的。許玲看到了產教融合的現實性難題。“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部分企業從自身發展角度考慮，不支持優秀工程師長時間在外授課。那么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讓企業支持工程師進校園的行動。”

　　今年，許玲有了新的思考：第一，要加大一系列產教融合聯盟、企業、試點的考核和評估。以往對政策落實的考查大多落在了職業院校層面，但這還不夠。產教融合聯盟如何落實國家政策，也需要進一步考察和評估。

　　第二，要進一步細化地方行政層面如何落實產教融合政策。調研之中，許玲發現部分地方行政部門對于產教融合的政策細則與中央發布文件的口徑一致。這無疑會留下執行的“空白區”，如企業參加產教融合是否有減稅降費的優惠政策？如何申請和落實？如何支持產業學院落地……

　　第三，她認為要學習高等教育的“破五唯”思路，轉變職業教育的評價方向，把指揮棒轉移到關注產出成果和人才培養上。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是幸運的。我的工作和履職方向是吻合的。”見證了職業教育逐步深化改革，許玲覺得肩上的擔子更重了：“推動職業教育的高速發展，要調研的事情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