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近日有媒體關注高校輔導員面臨的身份角色困惑：作為離學生最近的人，輔導員角色的邊界在哪里？學生何時能真正自由地生長？

　　文章提到，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輔導員的主要工作職責包括思想理論教育和價值引領、黨團和班級建設、學風建設、學生日常事務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校園危機事件應對、職業規劃與就業創業指導、理論和實踐研究等9個方面。但現實中，輔導員工作難以量化和標準化、流程化，很多時候是一個“良心活”，這也難免造成工作權責邊界的模糊空間。有的高校要求輔導員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輔導員就淪為了“保姆”。在有的高校，一名輔導員要對接學校多個部門、多位工作人員，事務多、文件多、會議多、文字材料多，片面強調留痕、曬圖等形式主義也加重了輔導員的負擔。

　　大學輔導員的處境與之前在輿論場引發討論的大學生家長群是邏輯契合的。家長們在專屬的群里決定著自己的孩子選什么課、吃什么飯，什么時候考四六級，去哪里報托福培訓班，甚至談論哪家水果質量又好又能送到學校門口。父母對孩子的擔憂是不會停止的，小時候擔心能不能按照身高體重標準表按時長大，讀書時擔心成績攆不上同學上不了好學校，長大了擔心找不到合適的伴侶……不愿意放手的家長像老母雞一樣攆著孩子，由此造成“過度保護”現象的蔓延。

　　高校是培養學生健全人格、完備品質、創新能力等的場所，也是學生全面走向社會前的最后一站。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能不能在這里得到確立，獨立的生活能力能不能在這里得到養成，人際交往和處理矛盾問題的實踐能不能在這里完成，都需要學校、老師和家長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不停嘗試甚至試錯。二十多年前，筆者讀大學時，很多同學都是自己坐著火車一個人拎著大包小包來學校報到，有家長陪同的絕對是少數。還記得有一個同學上了公交車開始清點生活費，沒等下車就被全部偷走了，這無疑成為社會給他上的很重要的一課。而現在，孩子上大學，大多數孩子不僅有父母陪同，爺爺奶奶、姥姥姥爺護駕的也不在少數。孩子好像不是上了一個大學，更像是高中階段的延續。

　　2017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第43號令）》指出，“輔導員應當努力成為學生成長成才的人生導師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近年來，作為“大學生有事第一個要找的人”，與學生相處時間最長、關系最為緊密的人，高校輔導員工作精準化和精細化水平大幅提升，他們在開展思政教育、疏導學生心理、掌握學生情況、就業指導等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同樣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他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甚至是家長，在對接學生時更愿意通過輔導員“這根針”穿起“千條線”。在以往報道中，有的輔導員反映一學期至少要陪學生去好幾次醫院，有的輔導員反映個別家長會在非工作日不停打電話要求反饋孩子在學校的狀態，溝通評優、補考等事宜。

　　但高校輔導員也并非工具人，無論角色內涵如何擴展，他們都不應成為大學生的保姆、高校其他人員“零余”部分的“加總”。只有給輔導員紓困，讓他們真正回歸“學生成長成才的人生導師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的本位，大學生才能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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