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佃利（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 徐靜冉（山東大學機關事務研究中心）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不僅在于經濟產業的高速增長與提檔升級，更在于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的穩定與活力擴張。公共服務的不斷提檔升級，有利于增強人民對于發展的現實感知和對發展成效的切身體驗，突出以人民為中心共享發展成果的現代化追求。

　　從公共服務的本質屬性來看，公共服務具有人民屬性、公共屬性和發展屬性。人民屬性決定了公共服務以人民為中心，滿足居民需求的重要使命。公共性則體現了政府作為民生兜底和社會治理的核心主體，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引導社會與市場參與提供公共服務和生活服務中的重要地位。發展性則體現在公共服務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下，不斷提升自身的質量和標準，打造專業化、品牌化的服務。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化、生活服務多樣化的宏觀目標，也蘊涵著從相對均等到均衡可及的提級進階，展示了公共服務的發展屬性。這些本質屬性決定了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內涵。

　　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公共服務的高質量發展是在秉承公共服務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現實路徑，有助于促進服務受眾全面化、服務主體多元化、服務內容豐富化、服務供需科學化、服務渠道便利化、服務感知清晰化。

　　服務受眾全面化要求服務人群廣覆蓋，既要包括弱勢群體的特殊服務，也不能忽視其他群體對服務品質提升的現代化需求。服務主體多樣化是在政府兜底保障的基礎上，為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提供服務供給的參與空間，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補充的良性互動格局。服務內容豐富化是在保障民生服務、增進民生福祉的基礎上，廣泛開展社會組織的志愿服務、市場提供的付費服務等，為居民提供更豐富的服務選擇。服務供需科學化要求精細化識別居民需求，并有針對性地為居民精準生產與供給相應公共服務。服務渠道便利化是指居民獲得服務的難易程度，通過服務設施的科學選址增強服務可達性，通過數字化技術等增進服務的可及性和可獲得性。服務感知清晰化則是以居民體驗和感知為基礎，共享服務發展成果，提升居民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為了進一步促進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需要進一步增強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彰顯我國現代化后發優勢。公共服務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提升”和“度的適配”，既彰顯了發展型公共服務的擴張與覆蓋，又著重強調了公平導向的均衡與可及方向。推動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還需進一步明確公共服務均衡可及的高質量發展轉向，聚焦阻礙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問題，并進行精準化、精細化的路徑探析。

　　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

　　理解“均衡性和可及性”需要動態把握公共服務發展的“普惠化”“均等化”到“均衡可及”的變遷脈絡。2020 年，我國完成了基本公共服務總體均等化的階段目標。《“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的發布為理解新時代公共服務的進階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文件指出，要“持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擴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豐富多層次多樣化生活服務供給”。這成為推動公共服務均衡可及發展的重要起點。

　　從“均等化”向“均衡性”的延續意味著新時期公共服務發展將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成果的均衡共享。“均等化”對應的是“基本公共服務”，強調從供給側來縮小地區、城鄉、人群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而“均衡性”目標則基于公共服務的多元分類，需要同時兼顧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務的普惠化以及生活服務的多樣化等目標，并對公共服務的享用機會平等、供給過程高效、差異化訴求尊重、服務效能結果的提升予以重視。“可及性”概念的提出意味著公共服務發展將繼續增強中國式現代化成果的共享。“可及性”作為主客觀相結合的測評方式，能夠借助技術賦能、數字治理等方式再造優化服務供給流程、充分消除服務供需縫隙、有效銜接服務供需兩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優化。新時期公共服務的高質量發展，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提高公共服務均衡化、優質化水平。

　　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當前，我國公共服務發展在空間配置方面仍存在失衡，使得城鄉和區域差距不斷拉大。財政方面，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權事權不匹配，難以滿足民生日益增長的需求和高質量要求。技術方面，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落地困難，精準化匹配程度不夠，且流程繁瑣等壁壘依舊存在。實現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還需從均衡可及的角度進一步深入探索“空間科學配置—財政制度激勵—數字高效賦能”的優化路徑。

　　第一，針對空間配置失衡難題，聚焦空間要素流動的公共服務共享機制、空間資源整合的服務功能復合機制，探索公共服務的空間激活路徑。空間作為居民與政府、社會、市場互動的服務場域，為實現公共服務的均衡性配置和可及性公平，需對服務供給的覆蓋領域、服務資源配置的空間尺度、服務可及的獲得半徑等議題加以重視。借助服務共享、功能復合等機制創新，進一步探索突破行政空間限制的空間激活路徑，為公共服務均衡可及發展的科學統籌規劃奠定宏觀格局。

　　第二，針對財政資源低效難題，聚焦財力保障、財力激勵機制，探索公共服務的制度保障路徑。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向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發展的轉變，并不意味著財政投入的簡單線性增加或政府某項職能的單一強化，而是在多元供給格局的搭建過程中重新審視財政資源優配、政府職能優化、轉移支付的政策設計和配套機制優化等問題。借助財力保障、財力激勵等機制創新，推動優化公共服務多元供給的財政制度與權責邊界，完善公共服務財政保障體系建設，精準投放和精細管理公共服務供給資金，以及全面構建公共服務財政資金投入的監督與績效評估機制，繼而為公共服務均衡可及發展的資源優化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針對供需銜接錯位難題，聚焦需求匯集、流程再造機制，探索公共服務的整體智治路徑。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手段為公共服務的均衡可及發展提供了強有力工具。平臺驅動的數字化優勢能夠精準實現供需識別與匯集，并通過公共服務供給場景的具體設定，提升差異化服務供給能力，持續推動差異化便民服務和應用場景的有機耦合、精準對接，為人民提供高效便捷享用服務的治理空間。借助需求匯集、流程再造、信息共享、高效供給等機制創新，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的整體智治和普惠應用，為提升公共服務均衡可及發展的系統效能提供數字治理工具。

　　公共服務作為社會與居民參與高質量發展共建共治，以及發展成果共富共享的重要途徑，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格局中還需得到進一步重視與強化。通過對增進公共服務均衡可及中的問題識別與聚焦，提煉出“空間—財政—數字”的多維視角，有利于對既有研究和實踐成果進行整體性聯動，統合多維度理論交叉與優勢互補，進而增強問題識別與對策分析的匹配程度。以增進公共服務均衡可及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同頻共振、互聯互促，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未來中國式現代化公共服務發展趨勢，有利于真正建設共治共享的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