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人來說，“民族志影像”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第一次接觸的觀眾，往往帶著不解：它是不是以少數民族為題材的作品？它究竟是紀錄片還是電影？為什么它的拍攝有時會跨越數十年？

　　當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影展之一——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走到第八個年頭，隨著更多普通人的、社會角落里的、中華民族的真實記憶被留存和傳播，學者、創作者和觀眾的對話也一次次跨越時空和圈層，印證著影像之于文化的力量。

　　個體故事與集體記憶

　　近日，第五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在北京舉行。描繪西南鄉村變遷的《問稻》被選為本屆學術展的開幕影片。

　　這部影片的開頭，展示了導演王鈺的一個小菜園，菜園里種著山東農民留下的旱稻種子。2020年的秋天，王鈺收獲了3個穗子，這開啟了她的一段記憶和創作——2004年，5名云南的少數民族稻農被托付了幾臺相機，記錄自己的耕種日常，最后形成攝影集《稻米之路》。但此后10年，5人中有4人放棄了種稻。《問稻》試圖追溯的，就是在這10年間農民的轉身、稻田的消失和傳統農業社會的變革。

　　2015至2017年，王鈺和拍攝團隊尋找、拜訪了這幾位稻農，記錄他們的生活，也和他們聊天，“問”稻農的所思所想。王鈺說：“去問他們很多‘值不值’、‘怎樣才值’、‘如果很值為什么心里又有遺憾’這樣的問題。”

　　像王鈺這樣帶著攝像機走入某個社群中，與對方互動、共同生活，如實、全面地記錄下所見所聞，并以人類學的視角進行觀察和分析，是民族志影像的主要含義。

　　“民族志指的不是對少數民族的記錄，而是人類學中的一種研究方法，它要求我們深入到群體當中，把我和‘他’變成我和‘你’，從文化內部的視角將其完整地記錄下來。”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總策展人鄭茜說。

　　由于對主體表達和整體性的要求，民族志紀錄片需要長期對準一個地域或一種群體。在本屆學術展中，既有《一生的麥地》這樣關注新疆漢族村落的紀實影像，也有《別樣的黎族文字》這類非遺和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還有講述后疫情時代一個普通武漢家庭故事的《武漢春節紀事》等。這些根植于最微觀、最平常的生活里的人和事，就是民族志紀錄片的創作者們所關心的。“我們身邊的故事，就是中國的故事。”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說。

　　中國民族博物館開啟影像展的緣由，也出自于此。鄭茜說：“我們的原始動力來自于收藏人類文化的記憶。當下文化的形態不是凝縮在物質上，而是保存在我們的記憶當中，存在于人的社會生活當中。每一屆影展都是一場對于民族志影像公開而莊嚴的收藏儀式，這意味著由個體完成的影像記憶變成一種公共記憶、集體記憶。”

　　開啟對話 用影像達成“文化共享”

　　1991年1月3日，中國登山史上最嚴重的山難之一“梅里山難”發生。當時，一支中日聯合登山隊攀登卡瓦格博峰(梅里雪山最高峰)，然而在攀登途中遭遇特大雪崩，17名隊員不幸遇難。

　　這個悲劇故事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卡瓦格博峰之于藏民的神圣意義：在當地人心中，這是一座不可攀登的“神山”。民族出版社編輯、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最初的提出者陳湘說：“藏民、當地其他民族的人、日本民眾，對這座山的認知都是不一樣的。”

　　1998年，人類學學者郭凈來到了梅里雪山腳下的一處村落，開始他的田野調查和影像拍攝。“他去拍了當地藏民，也訪談了參與這次登山行動的人。同時，他還去了日本，跟遇難登山者的家屬談話，了解日本民間對這座山的看法。”陳湘說。

　　“片子出來后，在云南放映、在卡瓦格博峰所在地區放映、在日本放映，通過這樣的影像，大家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溝通和對話，從而實現了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陳湘說，“這是通過文字很難實現的。”

　　用影像開啟不同圈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對話，是策展者們最初的愿望。

　　“影像是有包容性的。我們傳統的文字文化帶有精英性質，因為它有門檻，你不識字，就沒辦法交流。而影像更有共享性。”鄭茜說，“民族志影像的出發點一定是從某個地域、某個人物或某個事件開始，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區域性文化的個體性。當這些影像被共享時，它能增進人們對個體文化的理解，達成溝通的效果。它比歷史上任何一種傳統文化形態都更加可能營建共享的文化記憶。”

　　在一場民族志影像的展映上，有學院派的影視人類學學者和獨立的紀錄片編導之間的碰撞，有創作者和普通觀眾之間的碰撞，也有基于影片所述內容導致的不同觀眾群體間的文化沖突。“現場的放映和對話都很重要，我們需要互相提問、解讀、溝通。”陳湘說。

　　12月3日，在第五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頒獎典禮上，中國民族博物館授予陳湘(左)、梁黎(右)特殊貢獻獎。陳湘系民族出版社編輯、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最初的提出者；梁黎系《中國民族》漢文編輯部原主任、民族文化專家。圖為兩位獲獎者與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總策展人鄭茜(中)合影。　中國民族博物館供圖

　　跨越邊際 從小眾走向大眾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有一個不同之處，那就是它不僅會在各高校和國家圖書館播放影片，位于北京798藝術區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也成了展映地點之一。

　　“民族志影像的主要受眾在校園，社會層面上沒有太多觀眾，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鄭茜說，“但傳播才能帶來跨越邊際的文化共享，我們還是想把這個東西拿去做社會傳播，因此每一屆都會在外面找這樣的傳播點。”

　　影展迄今已舉辦了5屆，報名影片有近6倍的增長，展映地點有所增加，影展本身也在引導、鼓勵創作者產出更易于社會傳播的作品。

　　“導演出于熱愛或者學者出于研究意圖制作的純人類學影像，確實有一些觀影門檻，他們也有一種選擇是不通過大眾傳媒，僅在自己的場域里播放。”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雙年展執行策展人于游說，“我們之所以會把這些紀錄片展示給大家，是因為對博物館來說，社會教育的職責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實際上，我們是在創作群體和大眾傳媒場域中間建立一個橋梁，希望兩邊都能向彼此去靠攏。”于游說。在他看來，近幾屆的參展影片在敘事性上、觀看體驗上都已經有了大幅提升。

　　從最初北京國際電影節的一個電影單元，到如今一屆擁有667部投稿作品的獨立影展，在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走向更包容、更具影響力的成長之路上，越來越多的創作者和觀眾加入其中，以自己的方式刻錄下這個時代的記憶，并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完)(《中國新聞》報作者 王曦澤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