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繹史】

　　作者：朱宏波

　　古代的正史在敘述歷史事件時，難免會有些語焉不詳?shù)牡胤剑@些地方往往為民間傳說、戲曲提供了演義的空間。比如《史記》《漢書》，都記載了楚漢之爭中著名的垓下之圍，但是敘述并不詳細(xì)，主要描繪了項羽走投無路時的言行和心理，而對于他如何落敗，只有三言兩句的交代。這不能滿足讀者對這段歷史的想象，于是后世誕生了一系列相關(guān)的戲曲，其中就有明代的傳奇戲《千金記》和后來的京劇《楚漢相爭》等，對這個歷史事件進(jìn)行了繪聲繪色的演義。

　　從史籍可知，垓下之圍開頭一段，大體講的是漢軍將落敗的楚軍團團圍住，夜里，漢軍兵士一起唱起楚軍兵士的家鄉(xiāng)歌曲，引起他們思鄉(xiāng)的愁緒，瓦解了楚軍最后的斗志。《史記·項羽本紀(jì)》載：“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漢書·陳涉項籍傳》載：“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dāng)?shù)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不論《史記》還是《漢書》，對于“垓下之圍”中的具體軍事行動都付之闕如，卻重點描寫了一首民間歌曲——“楚歌”，以及這首歌所引起的項羽的心理活動。

　　眾所周知，古代有不少關(guān)于音樂的故事，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琴樂，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韓娥之歌，有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這些音樂，主要還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而漢軍所唱的楚歌，不僅對人的心理產(chǎn)生作用，更通過影響心理，直接影響了戰(zhàn)爭的勝負(fù)。

　　那么，就引出兩個問題，這首楚歌到底是什么歌？這個用音樂攻心的計策，到底是誰提出來的？這兩個問題，在史書中找不到明確答案。有人認(rèn)為楚歌是指一首具體的歌曲，名字叫“雞鳴歌”，有人認(rèn)為泛指楚地的民歌，而在民間傳說中，還有人認(rèn)為這是漢將張良編的一首歌。

　　其實，最早達(dá)到垓下的是韓信的兵馬，史書并沒有記載當(dāng)時張良身在何處。所以，認(rèn)為唱“楚歌”是張良的計策，只是后世民間的想象。

　　在今天江蘇一些地方，還流傳著這樣的傳說。當(dāng)年，漢軍圍困楚軍，張良訓(xùn)練一批吹簫能手，制作了許多大型風(fēng)箏，風(fēng)箏下懸掛籮筐。將吹簫者置于其中，乘風(fēng)勢將風(fēng)箏放到楚軍陣地上，一時洞簫齊鳴，凄婉的聲音勾起項羽江東兵士思鄉(xiāng)之情，令其紛紛棄甲而散。

　　在這個民間傳說中，似乎張良不僅發(fā)明了風(fēng)箏，甚至還發(fā)明了類似“熱氣球”的東西。他不僅是運籌帷幄的大將，還被奉為“山歌”的始祖。

　　清代鄒弢《三借廬筆談》中說：“山歌不知始于何時，鄉(xiāng)老皆謂張良所作，以張良為山歌之祖。”朱自清在《中國歌謠》中也記載了一段有關(guān)張良在南通唱山歌識得女兒的傳說。

　　如今流行于江蘇南通通州地區(qū)的山歌《魏二郎》中，還有這樣的歌詞，“吹起洞簫坐到鐵鷂子上頭唱山歌，從此唱不盡山歌傳世人”“張良軍師計謀好，手里拿管鳳凰簫”。

　　明代沈采的傳奇戲《千金記》第三十五出《楚歌》曰：

　　自家助漢謀臣張良是也。目今西楚兵雖固守垓下，探知兵疲食盡，士卒思?xì)w……不免帶領(lǐng)能辨楚語之士，教他楚歌一曲，待風(fēng)清月朗之夜，向高阜去處，悠揚吹唱。管教八千子弟卸甲逃歸。

　　這段張良的獨白明確顯示出，至遲到明代，人們就已經(jīng)認(rèn)為“四面楚歌”的計謀是由張良提出。清代蔡東藩在《前漢演義》第三十一回中有這樣的描寫：

　　究竟這歌聲從何處來？乃是漢營中張子房，編出一曲楚歌，教軍士至楚營旁，四面唱和，無句不哀，無字不慘，激動一班楚兵，懷念鄉(xiāng)關(guān)，陸續(xù)散去。

　　事實上，從司馬遷到明代之前，有關(guān)“四面楚歌”的記載很少。到了明代，民間小說話本、傳奇戲曲大興，人們開始注意到楚漢相爭這段精彩的歷史。借助戲曲、演義小說、民歌的傳播，“張良唱楚歌”退散楚兵的傳說廣為傳播。

　　什么是“楚歌”？看到“楚”字，有些文學(xué)素養(yǎng)的人不免思緒萬千，腦海里同時出現(xiàn)了不少詩詞。從屈原的《楚辭》，到岳麓書院的“惟楚有才，于斯為盛”，從辛棄疾的“楚天千里清秋”，到曹雪芹的“湘江水逝楚云飛”。一個“楚”字，寄托了多少文人的想象。

　　漢代應(yīng)劭將“楚歌”解釋為特定的作品，“楚歌者，謂《雞鳴歌》也”，而顏師古則認(rèn)為，“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

　　其實，楚歌并不完全是產(chǎn)生于楚地，有人認(rèn)為楚歌即楚人之歌，這種觀點把荊楚一帶作為楚歌發(fā)展源頭。然而從先秦至漢代，楚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楚國在立國之初，僅方圓五十里，其疆域最遼闊時則幾乎占據(jù)了全國大半。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了“三楚”說，《史記·貨殖列傳》：“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看，項羽和劉邦均是楚地人。

　　“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這首《彈歌》被認(rèn)為是第一首楚人歌，就是越王勾踐詢問楚人陳音彈弓道理時，由陳音所唱。楚國作為南方大國，不斷影響著周邊文化發(fā)展，吳、越、巴、蜀等地文化與楚文化十分相似，常以“楚越”“吳楚”“巴楚”“吳越”等并稱。

　　何為楚歌人們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共識，那就是楚歌是一種俗樂，而絕非什么雅樂。楚歌具有鮮明的民歌特色。左思：“荊楚艷舞，吳愉越吟”（《吳都賦》），劉逵注：“艷，楚歌也；愉，吳歌也。”梁元帝蕭繹在《纂要》中提到“楚歌曰艷”。

　　楚歌還往往帶有悲涼之氣。“楚之哀也，作為巫音”(《呂氏春秋·侈樂篇》)，可見楚地巫術(shù)樂舞的情感基調(diào)以悲哀為主。清代《隨州志》中記載楚歌《陽阿》為“甚可聽，然聲悲哀”。從屈原的楚辭、荊軻的《易水歌》、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fēng)歌》等，我們不難讀出一種慷慨悲歌之感。這種悲涼氣確實容易感染深陷困境中的楚軍將士。無論“四面楚歌”是否張良提出，這都不失為高明之計。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