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小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編審）；陳彥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教授）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今年7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只有建立和完善居民消費長效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愿消費，才能有效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切實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基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通過加強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的協調配合，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發力，助力完善居民消費長效機制，使得居民“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最終達到有效擴大居民消費的目的。

　　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

　　長期以來，西方宏觀政策理論主要采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等短期穩定政策對經濟進行逆周期調節，旨在實現短期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與之不同，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將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這三類最重要的宏觀政策納入統一框架，旨在實現最優經濟結構下的短期平穩運行與長期穩定增長。

　　其中，穩定政策主要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等重要政策。增長政策主要包括促進資本積累和勞動數量積累等要素積累的政策、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教育政策和勞動市場政策、促進技術進步的政策以及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體制機制改革政策。結構政策主要針對各類經濟結構失衡，給出相應的結構政策工具箱。例如，面對總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可以采取補貼或稅收等結構政策，鼓勵實體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并防止產能過剩產業和虛擬經濟的無序發展，從而優化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

　　政策發力促進經濟增長

　　使居民“能消費”

　　居民消費能力直接取決于收入水平的高低。根據永久收入假說，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是持久性收入而非臨時性收入，因此要想構建居民消費長效機制，需要提高居民的持久性收入。如果經濟增速處于較高水平，那么全社會的投資回報率將會處于高位。企業家所追求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和盡可能高的投資回報率，面對較高的投資回報率，企業家的投資意愿有所增強，由此也會帶動居民持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能力的增強。反之，如果經濟增速相對偏低，那么也會影響居民持久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

　　近年來，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我國經濟發展顯示出了強大的韌性和潛力，經濟增速始終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處于領先位置，這為居民收入增長提供了堅實基礎和保障。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后，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指數測算結果顯示，2023年上半年我國產出缺口和潛在增速缺口均處于負向狀態，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水平雖然持續穩定恢復，總體延續向好態勢，但還有繼續提升的空間。

　　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既有助于消除負向產出缺口，還有助于消除負向潛在增速缺口，從而推動將經濟增速提升到合理潛在增長水平。就產出缺口而言，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當經濟存在負向潛在增速缺口時，不應再以產出缺口為零作為宏觀政策的目標，而是在三到五年的時間里保持產出缺口適度為正（建議以0.3%至0.5%為目標）。就潛在增速缺口而言，總需求結構、總供給結構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導致潛在增速缺口處于負向狀態，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可以加強對結構政策的使用，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以消除負向潛在增速缺口。有了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的配合，穩定政策的傳導機制將更加通暢，進而使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能夠切實發力以消除負向產出缺口。上述舉措能夠將經濟增速提升到潛在增速的合理水平，為居民收入增長提供強力保障，從而促使居民“能消費”。

　　增加財政在民生保障領域的投入

　　讓居民“敢消費”

　　要使居民“敢消費”，關鍵要讓居民在消費的時候無后顧之憂。近年來，黨和政府不斷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并且取得了積極成效。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某些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一些民生領域的問題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整體而言，以往政府部門主要依靠財政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增加民生領域支出，進而構建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由于財政政策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一直保持積極定位，不斷發力穩增長，導致政府財政支出不斷加大，財政政策的空間呈逐漸收窄趨勢，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財政政策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操作空間。

　　在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的理念下，財政政策能夠將更多精力用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其一，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更加注重對增長政策的使用，并且能夠提高財政政策的傳導效率，從而推動財政政策減少在穩增長方面的資金投入，增加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資金投入。要想有效改善經濟增長狀況、優化經濟增長路徑，需要加強對增長政策的使用。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注重使用增長政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由此能夠提升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減少財政政策穩增長所需的資金投入。不僅如此，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增長政策的使用能夠疏通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使得財政資金可以更加有效地帶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由此能夠進一步減少財政政策在穩增長方面的資金投入。其二，宏觀政策“三策合一”能夠拓寬財政政策的空間，讓財政政策能夠加大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雖然近年來我國的財政政策空間有所收窄，但并不意味著財政政策力度要收緊。在經濟運行依然面臨困難挑戰，社會保障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繼續發力是完全正確的選擇。根據“三策合一”理論，伴隨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共同發力，經濟增速將會顯著提升，從而在增長中稀釋和化解政府債務，為財政政策重新贏得空間。綜上可知，在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下，財政政策能夠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支持，消除居民在民生方面的后顧之憂并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從而促使居民“敢消費”。

　　提高市場上產品品質和服務質量

　　使居民“愿消費”

　　要想全面構建和完善居民消費長效機制，不僅要從需求端下功夫，還要從供給端下功夫。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具體表現之一是，對部分消費者尤其是部分高收入消費者而言，市場能夠提供的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不足，難以滿足他們對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海淘和代購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這一問題。近年來，黨和政府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優化供給結構，減少劣等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增加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滿足并進一步激發居民受抑制的高品質消費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能夠推動供給側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而且能夠帶動居民對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需求，進而優化需求結構；反過來，需求結構優化和需求品質提升又會進一步促進供給結構轉型升級，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進而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

　　不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既要讓生產劣等產品和服務的企業退出市場，又要讓生產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企業盡快成長起來。對前者而言，相關企業的退出有可能在居民就業、銀行貸款償還等方面存在困難，這也使得相關企業的退出面臨一定的阻力。對后者而言，要想孕育和孵化生產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企業，需要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尤其需要在穩定經濟增長前景、創新活躍度等方面下功夫。

　　利用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有利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側加快構建和完善居民消費長效機制。一方面，讓生產劣等商品的企業更順暢地退出市場。在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下，可以通過加強結構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針對性地解決企業退出在居民就業、銀行貸款償還等方面可能引發的問題，打消地方政府部門的后顧之憂，更穩步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該退出市場的企業早日退出市場，以減少劣質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另一方面，讓生產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更快更好地成長起來。通過加強對增長政策的使用，能夠整體改善市場上的創新環境。通過加強對結構政策的使用，能夠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培育和支持新企業的成長。此外，再加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融資、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并與增長政策、結構政策形成合力，便可以讓生產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更快更好地成長起來。上述兩方面舉措能夠從供給側加快構建和完善居民消費長效機制，著力提高市場供給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從而促使居民“愿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