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燕新（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杜優劣觀，見之于唐人詩文，學界研究成果甚多。然而，其亦見于唐人選本。對此，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云：“殷璠為《河岳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各有意”，概括指出了唐人選本中詩人優劣觀及其緣由。縱觀唐選本，其對待李白、杜甫的態度，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具體分析，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河岳英靈集》，李、杜優劣觀的濫觴。盛唐編選的《續文選》《擬文選》《文府》《古樂府》，因選本散佚，未知選錄內容。芮庭章《國秀集》，止于天寶三載（744）。李康成《玉臺后集》，僅存殘卷。今觀這兩部選本，均無李、杜詩。這一時期，選錄李白詩者為《河岳英靈集》。該集選李詩13首，序列上卷第二，位于常建后，王維前。其評李白“為文章，率皆縱逸”，與杜甫《春日憶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任華《雜言寄李白》“古來文章有能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近似。其評李白“《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評價可謂至高。然而，殷璠聲稱所選者乃“河岳英靈”，其中卻未選杜甫詩。

　　從《河岳英靈集》選詩迄止年代看，今有天寶四載（745）說，見《文苑英華》卷七一二殷璠集《敘》；天寶十一載（752）說，見《國秀集》后附宋徽宗大觀年間曾彥和跋；天寶十二載（753）說，見宋刻《河岳英靈集·敘》及《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傅璇琮與李珍華合撰《〈河岳英靈集〉研究》、王運熙與楊明合撰《〈河岳英靈集〉的編集年代和選錄標準》等，皆考訂殷璠選詩止于天寶十二載。以天寶十二載而論，杜甫四十二歲，已頗有詩名，其《望岳》《房兵曹胡馬》《游龍門奉先寺》《龍門》《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今夕行》《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等，均乃盛名佳什。

　　從詩歌活動看，天寶十二年前，李、杜二人已建立深厚友誼，李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有《贈李白》《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冬日有懷李白》《春日憶李白》《飲中八仙歌》。最值得關注的是，杜甫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諸公”為岑參、高適、儲光羲、薛據。遺憾的是，諸人中，唯杜甫詩未入選《河岳英靈集》。

　　殷璠對杜甫的態度，也可以由岑參側面管窺之。岑參小杜甫兩歲，天寶十二載，其三十九歲。《河岳英靈集》選岑參詩《終南雙峰草堂作》《終南云際精舍尋法澄上人……貽友人》《戲題關門》《觀釣翁》（《河岳英靈集》作《漁父》）《茙葵花歌》《偃師東與韓樽同詣景云暉上人即事》《春夢》。細讀這七首詩，無論是題材，還是體裁，與杜甫傳世名篇均有可比者。由此可見，殷璠視李白為“英靈”中之佼佼者，而未將杜甫納入審美視域。

　　第二，《篋中集》到《極玄集》，李、杜并抑時期。《篋中集》成于乾元三年（760）。本年，李白六十歲，遇赦自夜郎還。杜四十九歲，寓寄成都。《篋中集》選詩，序謂“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若以“無祿位”“久貧賤”“喪亡”觀之，李、杜皆符合選編條件。然而，二人均未入選《篋中集》。元結選王季友《別李季友》《寄韋子春》，后者見于《河岳英靈集》，題作《山中贈十四秘書山兄》。這首詩，與《河岳英靈集》相比，《篋中集》顛倒“依依舍北松”與“有情盡捐棄”一聯、少“夫子質千尋”以后四句，文字亦有小異。尤其是，《河岳英靈集》序列王季友第六，位于張謂后、陶翰前。無論選詩、品評，還是排序，都不及李白。以詩名而論，王季友等人遠不及杜甫。可見，《篋中集》對李、杜均未給予應有的關注。

　　《篋中集》以后，今存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起至德元載（756），時李、杜均在世。高氏選詩，《四庫全書總目·〈中興間氣集〉提要》謂其“如《河岳英靈集》例”，傅璇琮《中興間氣集·前記》亦謂“《中興間氣集》受《河岳英靈集》的影響是很顯然的”，然而，其未選李白詩。選本所選皇甫冉、皇甫曾、劉長卿諸人，盛唐時至中唐前期雖有詩名，但遠不及李、杜。同時，《中興間氣集》評錢起時說“文宗右丞，許以高格”評郎士元時說“右丞以往，與錢更長”，足見其對王維推崇。可見，在《中興間氣集》的審美視域中，李、杜二人地位尚沒有王維高。

　　約元和中期，令狐楚纂《御覽詩》，選劉方平而下迄于梁锽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劉方平、皇甫冉，盛唐末已有詩名，韋應物、李益、李嘉祐、李端等，享譽大歷詩壇。但諸人成就，遠不如李、杜。然而，在《御覽詩》中，李、杜均被擯棄在外。

　　開成三年（838），姚合選《極玄集》，序謂入選者“皆詩家射雕之手”，選本摘擷王維詩三首，次于第一。選祖詠詩五首，序列第二。對此，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一《集錄》二著錄《極玄集》，注謂“所載大力才子及劉長卿、朗士元等十五人，衲子皎然等四人詩、而冠以王維、祖詠”。可見，在姚合以“詩家射雕之手”審視盛唐群星，止于王維、祖詠，而不及李白、杜甫。

　　第三，《唐詩類選》到《又玄集》，杜優李劣時期。大中十年（856），顧陶《唐詩類選》，集佚。但《能改齋漫錄》《艇齋詩話》等保留了部分資料，卞孝萱《〈唐詩類選〉是第一部尊杜選本》輯該書選杜甫三十首詩。又，《艇齋詩話》云：“唐詩人《小長干行》……《才調集》載兩首。其一‘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是也。與前一首同載一處，皆作李太白作。惟顧陶《唐詩選》并載二分兩處，‘妾發初覆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里’一篇張潮作，二者未知孰是？”可見，《唐詩類選》選錄了李白詩。由選詩可以看出，至顧陶，唐詩選本已擺脫《篋中集》以還的李、杜俱抑局面。

　　雖然《唐詩類選》散佚，選本中選李、杜詩數量，以及二人排序位次，今已難知詳情。但是，序謂“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并”，卻頗耐人尋味。中唐以還，文士稱李白、杜甫為“李杜”。除前所引者，又如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然，顧陶稱“杜、李”，置杜甫于李白之前，可見其對杜甫的推崇。

　　唐人選本中的揚杜抑李，亦見于韋莊《又玄集》。該選本編于光化三年（900），集內無品評，集序亦未言及李白、杜甫。但韋莊置杜甫為選本之冠，選詩七首。而置李白于杜甫之后，選詩四首。據此觀之，韋莊對二人的態度是相當明顯的。

　　唐人選本中的李、杜優劣觀，為何會形成階段性差異的特點？究其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選本主張的影響。選本編選家在選詩編集之前，總是要預定編選范圍、審美要旨、選纂目標及選本效果等。對此，《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敘》指出：“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論”，即指出選本的特點。如《河岳英靈集》稱“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柳玄《同題集》，旨在編選省試詩，李戡選《唐詩》，以其“惡元和有元、白詩”，等等，不同的選本主張，必然會影響遴選內容。因此，《丹陽集》《中書省試詠題詩》《同題集》等，不可能入選李、杜詩什。

　　第二，選詩心態的干預。選本主張是編輯選本的前提，但是，在選詩、品評以及編次過程中，編選家的心態，往往會起著巨大作用。如高仲武主張“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但其選詩、品藻均有失公允。對此，《唐詩紀事》卷七十引鄭谷詩謂“何事后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又如殷璠稱“縱權壓梁、竇，終無取”，選詩過程中，正五品以上的文士，其未選一人。可見，因選詩心態影響，導致選編選者芟選品評與選本主張的背離。因此，《篋中集》《中興間氣集》等選本，以其選詩標準看，李、杜詩在遴選范圍之中，然而，選纂過程中，編選家卻將二人芟剪在選本之外。

　　第三，李白、杜甫地位的變化。盛唐時期，李白詩名頗著。除殷璠，高適、崔宗之、獨孤及、任華、杜甫等，對李白均有很高的評價。中唐中葉以后，杜甫聲名漸著。韓愈、元稹、白居易等，對杜甫評價甚高。如韓愈《送孟東野序》：“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白居易《初授拾遺》：“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尤其是元稹，其《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敘詩寄樂天》等，均對杜詩予以高度評價。所有這些，必會影響文士的接受觀。如孫樵《與賈希逸書》：“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裴說《懷素臺歌》：“杜甫李白與懷素，文星酒星草書星。”因此，盛唐選本崇李，晚唐選本的揚杜，應是文士接受觀變化在選本中的反映。

　　除此以外，編集家所處的時代及文風、其自身理論及審鑒水平等，也會影響到選本中的李、杜觀。如令狐楚《御覽詩》，《四庫全書總目·〈御覽詩〉提要》謂其“去取凡例，不甚可解”“限于風氣，不能自異”。又如《才調集》，集《敘》謂“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而選本選了李、元、白，卻無杜甫詩什。如此等等，都可以管窺唐人選本李、杜優劣觀及其衍變的原因。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