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開啟“養老大調研”已一個多月，記者到社區蹲點采訪、傾聽老人及家屬心聲時，“日間照料”的相關需求時常被提及。

　　十多年前隨處可見的“托老所”，如今為何找不到了？日間托老服務的需求該怎么滿足？京城的老人和子女們，需要一個確切的答案。

　　往昔

　　十余年前曾遍地開花

　　“希望能有個安心的去處，我們臨時有事，可以把老人‘托管’一下。”57歲的崔蘭芬，和85歲的婆婆生活在一起。老人尚能自理，日常主要靠兒媳照顧，家中暫時沒有請保姆。

　　考慮到婆婆年事已高，崔蘭芬不敢出遠門，活動范圍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限。她期待能夠增添社區托老業務，自己若是不在，婆婆能有人陪伴，吃上熱乎飯菜。

　　此前，本端記者在朝陽區勁松北社區采訪期間，也有老人面對鏡頭傾吐心聲。“像我們這如果有地兒，開一個日間照料室，配幾位工作人員，能解決大問題。”還有的阿姨直言，想上“日托班”。

　　與照看幼兒的托兒所相對應，在老人設想中，這樣的空間稱作“托老所”。老人可以早上來，傍晚走，或短期住上幾天。萬一遇到突發狀況能隨時得到關注，與其他老人在一塊兒，也免得無聊寂寞。

　　事實上，“托老所”在北京不是新鮮事物，十多年前，它曾作為重要的民生政策被廣泛推行。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市殘聯出臺《北京市市民居家養老（助殘）服務（“九養”）辦法》，提到建立城鄉社區（村）托老（殘）所，不足部分可利用社區居民空閑房屋及家庭空間開辦。各街道、社區托老所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到2010年4月，全市托老所達2400余家。

　　2014年，記者曾到霞光里養老助殘中心探訪，這是北京開展日間照料服務較為典型的一家托老所，由麥子店街道提供場地，第三方機構進行運營。日間照料區設有9個雙人間，住了18位老人，年齡均超過70歲，基本都能自理。當時據一位家住農展館社區的董奶奶介紹，每天早上日托所的面包車會到各個社區，接老人來吃早飯，下午5點多，再依次送回家中。一日三餐加上牛奶、水果，每月收費1400元。

　　瓶頸

　　“為誰服務”沒想明白

　　然而，曾經遍地開花的托老所，沒能蓬勃運營下去。僅僅數年后，時任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副處長周洪敬，在2016年11月北京市養老驛站座談會上透露，“全市自2009年起陸續建設的2000余家托老所，只有70家活下來。”

　　究其原因，首當其沖的是用戶定位偏差。過了起步階段，人們發現大部分托老所的“使用場景”比設想中更為狹窄，又涉及到收費，其實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持續支撐運營。

　　一個例子是，位于新街口的福壽軒敬老院曾于2014年開辦日托中心，設有活動室、休息室等多個房間，費用為每天餐費10元、床位費10元。記者探訪時工作人員稱，來活動的老人不少，參與日托的卻不多。

　　道理很簡單，“參與日托的老人，通常比住在敬老院的老人健康狀況更好，離得也不遠。既然人家能走過來玩牌，中午回家就行，大不了下午再來。”這使得提供日托服務的敬老院，成了變相的“棋牌室”。

　　節日時老人們在驛站做手工

　　養老行業入局者，也感受到現實的落差。2011年，陳萌在回龍觀一幢居民樓內創辦了一家私人托老所，租下一套13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開辟出活動室、閱讀室等功能間，以期為老人提供日間活動場所。

　　然而半年后，陳萌就不得不考慮轉型。“活力老人寧可去小區或公園的涼亭里打牌，也不愿意來這里，除了費用，怕進了托老所，會被打上某種標簽。”

　　記者發現，在透露“托老所”銳減情況后，北京市民政部門很快對此進行回應。2016年11月15日，時任市民政局新聞發言人李紅兵表示，受歷史條件限制，起初只簡單要求每個社區建設一家托老所，對誰來服務、怎么服務、為誰服務等問題沒有充分考慮。“放了三四張床，讓老年人來住。好一點的變成社區活動中心，老人可以來打打牌，差一點的就直接荒廢了。大多數托老所還要考慮房租問題，尤其是私人辦的，生存壓力比較大。”

　　演變

　　陸續清退或轉型升級

　　除了經營方向，托老所還面臨著一系列政策障礙。從建設之初，始終沒有相關的標準和規范，其注冊、場地、補貼等事宜，遲遲未能解決。

　　日間托老所經營遇阻后，腦筋活絡的陳萌迅速作出調整，撤掉功能間，擺上床位，將服務對象“瞄準”失能、半失能老人。很快，托老所有了第一批入住老人。“剛開始規模小，我自己去一線照顧。隨著老人增多，陸續招了一些專業的護理人員。”

　　在社區的宣教下，周邊居民逐漸接受了托老所的存在，陳萌的托老所一度達到滿員狀態，甚至開出第二家、第三家，但隱患依然存在。“雖說得到民政方面的認可，因為場地屬于住宅類，沒辦法在工商那邊注冊，營業執照一直沒能辦下來。”

　　對此，李紅兵回應稱，這種“全托”的托老所，突破原來“日托”的界限，允許老人過夜，受到一些老年人的歡迎。但這并不規范，運營主體不是法人。所以，這種模式的托老所只能有兩個方向的調整路徑——或者變為真正的養老機構，接受安全監管，或者變為養老驛站，提供介于養老機構和居家養老之間的服務。

　　2016年起，北京市著手對大批閑置托老所進行清退，存活下來的相繼變身為養老驛站，“托老所”自此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現狀

　　“隨來隨走”尚難實現

　　從2016“建設元年”至今，養老驛站不知不覺走過七年光陰，根據所處位置、運營機構等，搭載著形形色色的服務，出落成如今老人們熟悉的模樣。

　　圍繞托老業務，當下的養老驛站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記者發現，在部分養老驛站，短期托養是可以實現的，但與“隨來隨走”尚有差距。

　　臨近中午，80多歲的余阿姨已經在福壽苑養老驛站的房間里，吃上了工作人員送來的營養午餐，她是驛站第一批入住的老人。“我家就在旁邊，六樓沒電梯，上去一趟都費勁。”入住后，原本經常頭暈的余阿姨身體狀況逐漸好轉，精氣神兒越來越棒。

　　余阿姨是福壽苑養老驛站第一批入住的老人

　　院長楊建芝介紹，養老驛站是朝陽區八里莊街道利用騰退空間建設而成，2021年底開業，以政企合作方式打造“家門口的托老所”。這里共40張床位，主要提供兩周左右的短托。“入住前要提供三個月內的體檢報告，驛站還會根據量表對老人做護理等級評估，之后簽短托協議。兩周之后如果繼續住，就再續簽協議。”

　　今年以來，楊建芝也接到過老人的日托咨詢，但驛站暫未提供日托服務。“流動性大，還是會給入住老人帶來一定的交叉感染風險。”更重要的是，日托老人偶爾過來一次，沒辦法全面了解老人的健康狀況。每天往返，還要考慮交通安全問題。一旦發生意外，責任很難界定，因此驛站對于日托服務是非常謹慎的。

　　即便開了日托，到底能有多少需求？在陳萌看來，這又繞回到以往問題。“從我的經驗來講，如果老人能自理，一般都不太愿意花錢到外面。行動不便的話，每天來回往返又會很折騰，家屬寧可給老人請小時工。養老服務必須先明確服務對象，自理、半自理和不自理的老人，他們的需求有很大差異，一定要有針對性。”

　　老人最看重日托中的什么項目？能接受多少費用？以送餐為代表的一系列上門服務能否作為替代……多年后，當圍繞“托老所”的暢想再度出現，又要避免重蹈“貿然上馬、草草收尾”的覆轍，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科學的調研。（魏婧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