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福軒（浙大城市學院教授）

　　中國賦學，綿延兩千年。降至清末，古典賦學因受到文學思潮、學科體制和西學東漸的影響而發生重要嬗轉，文學觀念、話語機制、思維習慣逐漸脫離舊的批評模式，表現出特有的獨立性、學術性和理論性，呈示了特定時代和義域中的多維向度和繁榮態勢，肇示著現代賦學研究的開端。其間，一代學人劉咸炘(1896—1932)以治史的視野和方法切入辭賦批評，于賦之源流正變多有辯證，開辟出一條由史發賦的批評路向，區別于章太炎、劉師培、姚華、駱鴻凱等人的語言學、詞章學批評，成為近代賦學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劉咸炘系蜀地著名學者，其學術領域十分廣博，熔諸子學、史志學、校讎學、文藝學等于一爐，被陳寅恪先生譽為“四川最有見識的學者”。著有《推十書》，蓋有取于許慎《說文解字》“士”之“推十合一”之義，借以昭示其“明統知類”的學問宗旨。劉咸炘曾言其治學取向：“初得實齋法讀史，繼乃推于子，又以推及西洋之說，而自為兩紀以御之。”“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來。”（《校讐余論》）揆諸劉氏所論，多本于章學誠（實齋）和劉沅（劉咸炘祖父）。明統知類，執兩用中，融貫古今正是其治學的鮮明特征。

　　受其明統知類、通貫合一的學術思想的影響，劉咸炘論學而及于文學（辭賦），一是強調淵源所自，二是強調文質正變，三是強調辨體。受制于近代學術思想的影響，劉咸炘一方面捍衛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校讎眼光來審視“六經”，梳理中國學術的源流與正變，于傳統學術思想多有發覆（亦兼及西學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古代“六經”，從古文經學的立場闡述“六藝設教”的主張。他認同賦的詩源論，這顯然跟他的“明統知類”意識相關聯。他評說《文選》：“《序》先論詩，而舉六義，明乎詞賦一流皆源六義。又曰：‘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此言后世之賦，以附庸而成大國，兼該六義，足以當古之詩也。次論騷者，騷為賦祖也。……以上皆詞賦正傳，源于詩教者也。”認為劉勰《文心雕龍》“首論經騷，乃述文體，見詩教之源流。自《明詩》至《諧隱》，皆《詩》之流也”。并且贊成劉熙載的“以詩論賦”：“論賦之書亦少。……惟劉融齋《藝概》專說古法，以言志為標的，最為精深，真以《詩》論賦者也。”他在《文學述林》“辭源圖”總結說：“由吾此說，上推六藝，無不合也。《易辭》《尚書》《春秋》皆不可論文勢，《詩》為文之宗，詞賦之流之祖也，《禮》為質之宗，諸子之祖也，而《易大傳》與《戴記》則子之大宗也。”這和他推尊經史之學的思想是密切相連的。

　　劉咸炘推尊“六經”，尤其是詩為賦源說，但卻并不拘執，他曾說：“幸承家學，略窺思、孟之義；私淑章實齋，探索史官之術。”“秉要御變”即要追求“一事”統系下的因勢變化，他是以“執兩用中”的思想看待辭賦的淵源流變的，正如他對文學本質所持論的那樣，面對當時的不同看法，從“文”之“內質”與“外形”入手，細辨各家所論，總歸于“惟講究體性、規式、格調者為文學”。如言賦起源于縱橫家言，即是“詩為賦源”說的通變之論：“縱橫之詞，具于《戰國策》，其鋪張形勢，引喻物類，即賦家之源。若莊辛之引喻，窮極情態。辛本楚人，蓋屈宋之徒也。淮南王嘗傳《離騷》，其賓客惟伍被有詞，與莊辛類，小山《招隱》入楚辭矣。”

　　源流既正，次言其“正變”。劉咸炘持賦源六義之說，強調學問宗本和持正。他論賦雖然以治史路徑切入，但卻并不是單純以時代發展論其演進，而是主張通變融貫，“若夫綜群體而言之，則通變之說勝矣”。同時又以文學（辭賦）演進的“大歷史”觀其“文質”與“正變”，認同焦循《易余籥錄》和王國維《人間詞話》的“一代文學”之說，但又有所補充，以為世間有此文，則文中有此品，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文體亦無所謂尊卑高下也，亦不應因時代而有所軒輊。“雖然，賦之為詩，詩之為詞，詞之為曲，其變也乃移也，非代也。蓋詩雖興，而賦體自在也，鋪陳物色固有宜賦不宜詩者矣。……由是言之，則通變與守正固未嘗相妨矣。”（《文學述林·文變論》）

　　正是基于此種認識，他以荀子賦為正體，以漢魏六朝賦為極則，“賦者古詩之流，以漢魏六朝為則，唐韓柳猶能為之，宋人則不能矣，歐公《秋聲》，蘇子《赤壁》，皆別謂也。言八家者之不知賦久矣，姚、曾皆粗解而不專精，若應試之賦，則制藝試帖之流耳。”（《文變論》）劉咸炘論文，服膺于包世臣，心許荀子之文，認為其文“外平實而內奇宕，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引包世臣語）并為之詳論文體，作“辭派圖”，以荀子為樞紐，牽連《禮記》與后世辭賦，他說：“《記》多采諸子，諸子之大宗也……實后世綜合文質之祖，上承賦《詩》言志，下開荀、劉。荀卿深于禮而善賦，其賦喻理，采皆傅質，與蘇、張、屈、宋殊（賈誼《鵩賦》、董仲舒《山川頌》是其遺法），其文篤雅，平實奇宕，實兼名家、縱橫之長。韓非得其奇宕，而《儲說》下開連珠，亦非純質也。”（《辭派圖》）由經而子，由子而及于文，統序井然。針對王葆心《古文辭通義》中分古今文派為逆流、順流之說，謂主秦漢者為逆流，主唐宋者為順流而提出，古今文派不可以順逆該，而應以“文質與正變該”，“漢世詞賦，枚、東出于荀，馬、揚出于屈、宋。荀賦質而屈賦文，亦猶《禮記·檀弓》諸篇與《子思》諸篇之異也”。把荀子賦篇定界為質，而屈原之賦命之曰文，且比擬于《禮記》與《子思》，正可見出其用心之所在。

　　劉咸炘主張“明統”而后“知類”，他從類“別”意識而明辨荀、屈賦之不同。“荀非沿屈，未可與宋玉、景差儕也。且屈體衍長，變古已成，荀體短促，猶存詩式。后世合和二家，兼取其義耳，非本同也。宋玉《風》《釣》之體，亦非荀卿《蠶》《箴》之倫也。”（《文式·賦》）言詩賦自為一體，雖淵源所自，然其后與子史分野，互不相入：“蓋自《七略》條別六藝諸子，而詩賦專為一類，此類體性主于抒情，又用整齊之式及韻，與《書》《春秋》《官禮》二流之敘事、諸子之論理者不同。……然皆詩賦一略之流，子史不入焉。其區別固猶以內容、體性，非以藝術也。”（《文學述林·文學正名》）對于賦之一體，他從源流和發展處明其體制，辨體甚嚴，他說：“欲論辭派，須先辨體。文集者名主篇翰，專指詞賦之流及告語之文而言，經說、史傳、子家不與也。以體論，則經說、史傳、子家皆主質，詞賦主文，告語可文可質。以辭派論，則辭賦自有定法，歷久不變，經說、史傳、子家、告語則文質變遷而有流派。……實齋謂諸子衰而文集盛，始于東漢，乃論著述，非論辭派，而適與吾說合。” （《文學述林·辭派圖》）又從文體明辨批評《昭明文選》當先詩，次騷，次賦，源流乃明。“后世效法屈原用‘兮’用‘只’者，短促入于歌行雜曲者，非賦也。效法荀卿，托物寓意，短促入于箴、戒、器物銘者，亦非賦也。”（《文式·賦》）對于設辭和雜飏頌的辨析，也體現出劉咸炘對于賦這一文類的內質與外形的嚴格考量。

　　劉咸炘以史發賦，對于賦之古義源流，文質正變，體制特征多有辨析，如“詞賦多述”、“詞賦主文”等，皆為洞見。其明統知類，貴兩尚變，明變知隱的方法論，突破了清代賦學的章句和賦用功能之說，彰顯了辭賦研究的現代轉型，對于當時的文學研究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他在辭賦批評轉型路徑方面做出的探索，建立的學術范式以及以校讎學為基礎的辭賦古典學重建，對于當下的辭賦研究亦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光明日報》（2023年06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