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軒（中國藝術研究院亞太中心）

　　近年來，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斷探索實踐，非遺發展逐漸轉向創新融合，新信息技術的高速更迭推動非遺的保護和發展逐步進入數字化時代。借力數字化手段，當下非遺的保護和創新工作在生產、傳播、經濟層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數字化技術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伴隨著諸多挑戰。因此，亟須通過加大針對非遺數字化的專業性規劃和政策指導、加速拓展權威平臺對接社會資源、培養青年綜合型人才承擔發展重任等方式，合理高效利用數字化等科技手段，賦能非遺創新性發展。

　　政策保障非遺創新戰略方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有堅實的政策保障。政策法規為非遺通過數字化等科技手段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宏觀的戰略方向與法律保障。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鼓勵各締約國通過科學技術手段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各締約國根據教科文組織的倡議，開始注重將數字化等技術手段運用到非遺保護工作中。例如，在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基金的援助下，蘇丹于2009年啟動了民間傳說和傳統音樂檔案的數字保存項目。到2013年，已初步建立了數字數據庫，并制定了數字化檔案管理和行動計劃。其中，喀土穆大學民俗和傳統音樂檔案館收藏的自1963年以來收集的3000多份蘇丹傳統音樂的錄音和照片，已全部借助數字化手段被保存到該數據庫中。這些珍貴資料包含了蘇丹不同社區對民間傳說和口頭傳統進行研究的成果。

　　我國在開展非遺保護工作之初，就大力推動運用數字技術加強對非遺的確認、立檔、保存、宣傳等。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6年，出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提出“鼓勵地方通過大眾傳媒等手段普及非遺知識，促進社會共享”。這表明，在弘揚非遺方面也需要數字技術的參與，擴大非遺的傳播效果。

　　中國藝術研究院較早成立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中心，運用數字化技術進行非遺數字文字、圖片、音頻、視頻資料的保護。2006年，建設研發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管理系統”。此外，為探索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模式，還設計研發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管理系統”。根據“十二五”規劃，原文化部于2010年10月啟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旨在通過先進成熟的數字信息技術，使我國大量珍貴、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真實、系統、全面的記錄，更加有效地保護、傳承和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現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

　　針對不同類別的非遺保護，國家也作出了相應指引。如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轉發文化部等部門《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的通知中指出，“探索手工技藝與現代科技、工藝裝備的有機融合，提高材料處理水平，切實加強成果轉化”，并“鼓勵商業網站與相關專業網站設立網絡銷售平臺，幫助推介傳統工藝產品”。

　　人們日益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的生產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各領域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進行總體安排和部署，從宏觀層面持續強化對文化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在良好的政策推動下，在不斷實踐探索中，非遺對于數字化的借力模式也發生了變化，由最初助力保存、記錄、展示的輔助性工具，逐漸進化為助力創新和發展的支撐手段與科學動力。隨著整個社會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圍繞“文化數字化”的整體戰略部署和各地助力“文化數字化”的細化配套政策將使非遺數字化創新發展步入快車道。

　　數字化創建非遺保護廣闊空間

　　數字化科技手段的出現，使非遺保護工作在記錄、展示、生產、銷售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非遺項目和其蘊含的精神價值可以在數字化手段的加持下被更加廣泛地傳播，促進人們對其全面的認知、了解。南京大學藝術學院開展的“南京傳統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虛擬展示”項目，以“ZHI藝”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虛擬展示平臺為基礎，對南京傳統手工藝非遺項目進行數字轉化及虛擬展示，對絨花、金箔、云錦等三項非遺工藝進行深度文化梳理。目前，僅收集的高清大圖就多達1758張，口述史涵蓋了錄音461分鐘、視頻691條，以期通過視覺化、審美化和數字化的方式建立對非遺傳統工藝的當代解讀，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南京與非遺傳統手工藝相關的文化及知識。

　　其次，數字化等科技手段帶動了“非遺+”，傳承人和實踐者通過不斷地實踐與創意，加速非遺產品與現代社會審美的融合。例如，依文集團立足苗族刺繡傳承人和國際設計師資源，搭建了“繡娘數據庫”和“全球設計師空間”。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擁有1600多位設計師、8000多個民族傳統紋樣的數據庫，來自全球的設計師可以通過這個龐大的數據庫，超越時空限制與繡娘一起合作。其中，77歲的苗族刺繡傳承人潘玉珍和她的繡品已經成為國際時尚舞臺的常客，為刺繡與全球時尚產業的結合帶來了機遇。

　　最后，數字時代推動了消費升級，從而也為非遺助力包容性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互聯網的普及和云計算、5G、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產業數字化過程中的廣泛應用，使非遺發展的科技支撐發生重要改變。在數字化進程中，市場消費需求和供給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和重構。新消費環境追求效率，線上消費成為新的消費方式和習慣。根據相關報告，近年來人們對傳統節慶活動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各類相關的非遺項目、非遺元素、非遺產品成為節慶活動消費的核心。

　　數字化技術正在成為全方位展示非遺的新方法，非遺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審美價值也正在通過數字化技術實現高質量的傳播效果。

　　數字化進程中非遺創新性發展的新挑戰

　　盡管數字化技術的飛速發展為非遺的記錄、保存、展示、生產帶來諸多便利與機遇，但數字化技術與非遺創新性發展的融合仍處在初期探索階段。我們應該以時代的發展為背景，理性地構建非遺的數字化，正確認識數字化為非遺創新性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第一，加大針對非遺數字化的專業性規劃和政策指導。從已發布的政策法規來看，多數政策法規集中于非遺保護工作以及鼓勵利用科技來賦能文化產業，實踐中針對性更加精準的制度、辦法和施行標準還有待加強。在實現非遺創新性發展的進程中，對于數字化資源的要求也在逐漸升級，由最初的采集、保存、展示逐漸轉化為整合、分析與共享。因此，應盡早出臺非遺專業領域的數字化轉型規劃，構建協調統一的非遺數字化轉型方法體系和非遺數據建設與治理標準，才能加速擴大非遺數字化資源的傳播與共享，進而設定非遺數字化資源采集、展示、使用的新標準。

　　第二，拓展權威平臺對接社會資源。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非遺關注度的提升和非遺文化產品消費熱潮的來臨，針對非遺資源投入不足的壓力稍有緩解。但是，相較于非遺在當代中國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化交流互鑒、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要求和歷史使命，針對非遺的資源投入仍顯不足。特別是我國非遺發展仍然缺乏社會商業資本的關注與金融支持，還主要是靠政府撥款和補貼以及傳承人自有資金推動運轉。因此，在全社會加快數字化轉型、文化消費形勢變化的情況下，應根據非遺創新發展和資源布局現狀，搭建全國性、地區性非遺資源聚集平臺，加強科技與非遺資源平臺、交易平臺的融合，推廣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在非遺創新發展和成果轉化中的應用，為非遺鏈接社會資源打開新通道。

　　第三，培養青年綜合型人才以承擔發展重任。《中國非遺保護行業現狀深度分析與投資前景預測報告（2022—2029年）》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共公布了五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前三批大多是老一輩大師，后繼人才培養是非遺自身發展的重中之重。另外，目前非遺從業者特別是傳承人普遍缺乏數字科技知識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遺利用數字化創新發展的進程。因此，需要提高對非遺人才培養的重視度，增加非遺人才培養資源投入，通過高等教育、專項培訓、跨領域培養擴大非遺教育培訓的受眾范圍，增加非遺人才數量，讓更多熱情高、視野廣、思維闊、技術強的綜合型青年人才加入到非遺行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