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山東淄博，來自山東泰安的喬芬（右一）和其他尋親的父母在街頭宣傳。他們所在位置的旁邊就是淄博熱門旅游點八大局便民早市，游客絡繹不絕。不少行人停下腳步拍攝，發布到網絡上，為尋親的父母們添一份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曲俊燕 攝影報道

　　有一群人，他們來到淄博不為燒烤，而是為了人們的注意力。在人來人往的淄博八大局便民早市旁，他們舉著孩子的照片。那是他們丟失多年的孩子。

　　5月1日，“五一”小長假進入第三天，山東淄博街頭游人如織。近幾個月，這里因燒烤“出圈”，順理成章地成為“五一”熱門旅游目的地。八大局便民早市是許多游客必去的打卡點，也成了幾位尋親父母駐扎的地方。他們手持尋親海報站成一排，一遍遍描述著孩子的信息，發出求助和呼吁。他們來自山東、河北、江西、云南、黑龍江等地，在尋親路上相識，年齡最大的61歲，孩子丟失時間最久的已有29年。

　　每有游人駐足拍照，張立花就鞠上一個90度的躬。她是直腸癌患者，腰上一直掛著造口袋，用于接收排泄物。在街頭宣傳，為了避免更換造口袋的麻煩，她不敢多吃東西。這是她第一次自己出來找孩子。因為身體原因，她15年沒出過遠門，此前都是同樣丟失了孩子的郭剛堂幫她聯絡和宣傳。郭剛堂是尋子題材電影《失孤》中男主角的原型，他長達24年的尋子之路引發了全網關注，2021年，在公安機關的幫助和見證下，郭剛堂終于與兒子團聚。

　　張立花的兒子張合超是在1994年10月1日丟失的。當年，21歲的張立花獨自抱著3歲的兒子從山東臨清康莊鎮張洼村回云南祥云老家探親，在祥云到楚雄的路上被人拐賣，兒子不知去向。她被賣到只有兩戶人家的山里當媳婦，半年后，等玉米桿子的高度沒過人頭了，她夜里伺機逃了出來，卻不想，在逃走的第二天晚上，又被另一個“好心幫忙”的女人拐賣了。坐拉豬的車逃出后，她又被送到舞廳，過了一段她至今不愿回憶的生活。歷經千辛萬苦回到山東的家，家人卻對她產生誤會，以為她賣了孩子。

　　張合超今年應該32周歲了，右手無名指有一圈咖啡色胎記。如果找到孩子，張立花不奢望他能認自己，“擁抱一下，吃個團圓飯，照張全家福，知道他過得好，我就知足了。”她還想提醒孩子去做一個腸鏡檢查。張立花的兩個女兒相繼確診腸部疾病，她擔心兒子也遺傳了致病基因。

　　喬芬的孩子被人從家里搶走了。2006年12月3日凌晨1點多，4個人闖進山東泰安肥城市王莊鎮后于村喬芬的家，把大人控制后，趁黑抱走了8個月大的姜甲儒，逃竄時還將大門反鎖。喬芬推測有熟人從中聯絡，因為搶劫者進家前拉了村里的電閘，還了解家里老人的生活習慣。

　　在喬芬的尋親海報上，左邊是姜甲儒嬰兒時期的照片，右邊是姜甲儒哥哥17歲時的照片。喬芬說，兩個孩子小時候長得像，姜甲儒現年17歲了，應該和哥哥的長相差不多。每年姜甲儒的生日，喬芬一家人都會為他過，她希望兒子知道，家人始終沒有放棄他。

　　聽說身邊有找回來的孩子，被拐后沒上過學、沒戶口，喬芬的心都碎了。“如果他有學上，養家善待他，那（回不回來）隨他自己。”有人問她，那你還找孩子做什么呢？喬芬覺得，這可能就是“做母親的力量”，不管孩子最終是否回來，找孩子都是母親的一種本能。

　　“找了14年零107天了。”何治生數著日子生活。兒子何定濤于2009年1月15日在江西省樂平市雙田鎮上河村失蹤，今年6月即將20歲整。何治生記得，那天村里有人結婚，小孩子都出去看熱鬧，讀一年級的兒子何定濤和同學何鐘錦一同走失了。有十多年的時間，何治生家過年都沒有放鞭炮、貼對聯。

　　何治生穿的T恤背后印著兒子3歲半時一家四口的合影，那也是何定濤唯一一張照片。去年，何治生關掉了開了十幾年的手機維修店，一心找孩子。他曾開著印滿丟失兒童照片和個人信息的“尋子車”在江西及周邊省市奔走，上面宣傳的一些孩子如今已經找到。何治生說，按照老家習俗，每逢10歲過一次“大”生日，他們錯過了兒子的10歲生日，希望兒子20歲生日時能全家人一起過。

　　王妹芝的痛苦或許是雙倍的，她丟了兩個兒子。1995年9月28日，河北省大城縣廣安鄉仰止村正值農忙季節，兩個孩子上午還跟著她下地干活，下午去鄰居家玩耍后自行離開，就再也沒找到。張開元（元元）、張佳元（豆豆）丟的時候分別5歲和4歲，家門前有棵大槐樹，孩子們經常在上面栓繩蕩秋千。鄰居是個放羊的殘疾人，豆豆每次都去搶他的羊鞭子，幫他趕羊。村里還有一家三姐妹開的小賣部，總是會給兩個孩子一些好吃的。王妹芝覺得，這些細節孩子們應該還記得。

　　1995年孩子丟后，王妹芝借錢花了1萬元買了一部在當時還很稀有的手機，用于找孩子。29年來，號碼一直沒變過，手機也24小時開機。“換了手機號就怕錯過，我特別渴望電話那頭是元元、豆豆的聲音。”王妹芝說。她曾經也遇到過線索，但最終都不是自己的孩子。情緒在希望和失望之間反復交替，是尋親父母的生活常態。

　　姚福吉和張秀紅夫婦是從北京騎三輪代步車來的淄博。他們的獨女姚麗于2008年4月19日在北京市大興區太和中學上學路上失蹤。當時，姚福吉夫婦在黑龍江齊齊哈爾老家下崗后，來北京打工，女兒也來北京上初中。尋女15年來，夫妻倆沒有正式的工作，如今仍住在北京大興，租住的平房每月房租550元，兩人目前唯一的收入是張秀紅每月2000元出頭的退休金。

　　張秀紅說，女兒現年30歲了，可能已經成家生子，“如果她沒有時間回來，我們可以去看她。如果她全家都回來，我們更高興。希望女兒不要有顧慮。”張秀紅只是想看女兒一眼，知道她健康平安。

　　尋親父母們的努力漸漸得到一些回應。一名女游客看到張立花兒子的信息，驚訝地說：“你也是臨清的啊，我就在臨清上班！”她說自己就在臨清市人社局辦公室工作，讓張立花有事直接給她打電話，“我能幫的盡可能幫。”在現場，有游客開起了直播，有自媒體人在一旁幫他們直播宣傳并給過路游客免費送水，許多人拍下照片、視頻，準備發到社交網站上。

　　張立花不識字，不太會用手機，來淄博的路上，一位姑娘幫她付錢打了車，叮囑司機送到站后，一定要回電話告知她。張秀紅和丈夫姚福吉一周前來淄博時，沒有尋得住處。平時，他們開代步車奔走全國尋找女兒姚麗，兩人擠著睡在一米多寬的車廂里是常有的事。一名淄博本地人遇到他們，主動提出把自家剛裝修好的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讓給他們住。還有一個姑娘每天來當志愿者，幫他們買早餐。

　　尋親路上，這些父母也曾被驅趕、被說“負能量”，甚至被騙、被質疑真假。互聯網的發展讓尋親信息得以擴散到各地，每出現新的網絡平臺，他們就學著用。微博、短視頻軟件上，都有他們用孩子名字命名的尋子、尋女賬號。即便如此，這些父母在現實中還是無法停下尋找的腳步，奔走在各地，哪怕只有一線希望。正如郭剛堂在短視頻平臺上的簽名所說的：只有一直在路上，我才覺得自己是一個父親。

　　傍晚時分，喬芬提前離開，第二天就是兒子姜甲儒的生日，她要買蛋糕提前為兒子慶生。臨別前，幾位母親抱在一起拍了個短視頻，為彼此加油。“五一”假期后，他們將離開淄博，踏上尋找孩子的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