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改編自路遙1982年發表的著名中篇小說《人生》的電視劇《人生之路》正在熱播中。一部10萬余字的中篇小說改編成37集篇幅的電視劇，必然伴隨著大量的改編，這也讓劇集面臨一定的爭議。

　　不過，《人生之路》雖然增加新的人物、新的劇情，但它總體上還是恪守了原著的精神內核，即讓小說的“高加林難題”貫穿始終。所謂的“高加林難題”，其實就是小說扉頁里引用柳青《創業史》中的那段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

　　從小說到劇集，都著重于從高加林的愛情選擇來將這個選擇難題具象化了：高加林為了追求更好的前程，放棄了深愛著他的鄉下姑娘劉巧珍，用小說中所援引的信天游唱詞就是“哥哥你不成材，賣了良心才回來”。雖然劇集為高加林、劉巧珍的故事增加了后續，譬如他們都到了上海打拼，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好的人生，但劇情中的高加林同樣一度“賣了良心”——他辜負了巧珍。

　　國外文藝作品暫且不論，國內文藝作品中的“賣了良心才回來”的高加林，從來不是個例。從我國古代流傳甚廣的“負心漢”戲曲，比如王魁、陳世美，到《人生》中的高加林，再到這些年的一些熱播影視劇——比如《致青春》里的陳孝正、《北京愛情故事》里的石小猛，這個敘事傳統源遠流長。主人公一般都曾是“窮小子”，他們在人生攀爬過程中遭遇了要愛情還是要事業的“高加林難題”，并紛紛做出過錯誤的選擇。止于對“高加林”的道德評判是粗淺的，“高加林難題”背后隱藏的社會癥結值得更多省思。

　　“賣了良心才回來”

　　在小說《人生》中，長相俊美，也擁有一定文學才華的高加林高考落榜，鄉村學校代課教師的位置又被村主任高明樓擠占下來，心高氣傲的他感受到強烈的挫敗感。就在這個時候，勤勞善良的農村姑娘劉巧珍向高加林表達愛意。高加林一方面被劉巧珍打動，也從戀人的崇拜里重獲某種自尊，可另一方面，他又對這段戀情帶有懊悔的情緒，因為這意味著他可能要一輩子綁定在農村的土地上了。小說中反復描寫了高加林的懊悔心理：“他感到這樣一來，自己大概就要當農民了”“他覺得自己目前的處境，根本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他甚至覺得他匆忙地和一個沒文化的農村姑娘發生這樣的事，簡直是一種墮落和消沉的表現；等于承認自己要一輩子甘心當農民了……他還年輕，只有二十四歲，有時間等待轉機。要是和巧珍結合在一起，他無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

　　所以，在高加林被動“走后門”成為縣委通訊組的通訊干事，并在縣城里大展拳腳，人生看似要飛黃騰達時，他對劉巧珍的態度明顯冷淡下來。當縣委常委、縣武裝部長的女兒黃亞萍向高加林表白時，高加林一番抉擇后，拋棄劉巧珍而與黃亞萍在一起。高加林的抉擇是出于強烈的功利化訴求，小說中這樣寫道：“他反復考慮，覺得他不能為了巧珍的愛情，而貽誤了自己生活道路上這個重要的轉折——這也許是決定自己整個一生命運的轉折！不僅如此，單就從找愛人的角度來看，亞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為了避免自己“心軟”，高加林咬牙切齒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顧！不要軟弱！為了遠大的前途，必須做出犧牲！有時對自己也要殘酷一些！”

　　不料，黃亞萍前男友張克南同樣是有背景的家庭，張克南的母親一氣之下舉報了高加林“走后門”，最終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戶口被撤銷，送回所在大隊。“哥哥你不成材，賣了良心才回來”的信天游響起時，回到鄉村的高加林又是一無所有的狀態，劉巧珍也已經嫁給馬栓。但鄉村依然敞開胸懷接納了高加林，高加林悔不當初，也大徹大悟。

　　《人生之路》改動了高加林的“前史”：他高考時成功考取大學，但高明樓暗箱操作，讓自己的兒子高雙星(劇中的原創角色)頂替了高加林的名額上了大學；之后高加林成為一名鄉村教師，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卻又因為學校合并教師名額縮減，錯失轉正資格……到這里，劇集接續了小說的情節，劉巧珍向高加林表白、高加林接受了劉巧珍；爾后高加林成為縣委通訊員后，黃亞萍追求高加林，高加林拋棄了劉巧珍。

　　《人生之路》同樣改動了高加林的“后傳”，續寫了小說“并非結局”后的結局：一直堅持寫作的高加林，小說獲獎前往上海，并進入上海的報社工作，憑借寫作才能重新闖出一片天地；嫁給馬栓的劉巧珍為了給女兒治病也前往上海，同樣在上海開辟了更廣闊的事業……

　　這個“后傳”，顯然讓《人生之路》的主題更為宏大且正能量了。但劇情的精華仍然是小說中的核心部分，即高加林在愛情與事業中的抉擇，經由高加林這個典型人物“賣了良心才回來”的人生彎路，促使觀眾思考年輕人的處境與出路。

　　對“高加林們”僅作道德批判是不夠的

　　誠如開篇引言所說，國內文藝作品中的“高加林”并不鮮見，“賣了良心才回來”的“負心漢”，是國內文藝作品的重要母題。在遙遠的《詩經·衛風·氓》里，就有“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的敘述。不過民間故事里的“負心漢”，最為知名的往往是那些赴京趕考的窮小子。

　　在陳世美之前，宋元戲曲中的“負心漢”王魁臭名遠揚。窮小子王魁下第失意，受桂英資助，與桂英盟誓不負，后唱第為天下第一。王魁私念桂英玷辱其科名，寄書與其相絕。桂英憤而自刎，化為魂魄向王魁索命，“數日，魁竟死”。

　　到了明代，陳世美的故事取而代之，經由戲曲和小說不斷完善。陳世美高中進士之前，也是窮小子，家境貧寒。十年苦讀，家里全靠結發妻子秦香蓮支撐。陳世美中了狀元之后，就被宋仁宗招為駙馬。秦香蓮久無陳世美音訊，攜子上京尋夫。陳世美不肯與其相認，甚至派人追殺妻兒……陳世美的故事流傳甚廣，不僅在于故事曲折，也在于它契合民間“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樸素正義感。《人生之路》中，高加林拋棄劉巧珍后，劉巧珍的父親也是用“你比那陳世美還壞”怒罵高加林。

　　再之后具有國民知名度的“負心漢”，就出自路遙的《人生》。不同于以往“負心漢”形象的單一和負面，作為經典的文學形象，高加林的意義在于他具備的人格復雜性，他不是一個扁形人物。固然他拋棄劉巧珍的行為遭遇讀者的普遍詬病，但他人格中也存在一些優點。高加林既自尊又自卑，既有才華又自恃清高，既吃苦耐勞又脫離群眾，既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可坐享不正之風……除此，高加林命運中的一些不幸也獲得讀者的同情。假若不是社會的不正之風在一開始剝奪了他應有的權益，或許也就不會有他后來的一步錯、步步錯。

　　進入大眾影視時代，經典的“高加林”取代了傳統的“陳世美”，成為文藝作品中的經典模板，影視作品中出現了不少高加林的“分身”。《北京愛情故事》里的石小猛，堪稱“北漂版高加林”。石小猛來自云南農村，高考時拼死拼活，最終進入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學。畢業后，石小猛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省吃儉用。三年后，石小猛東拼西湊付了5萬定金在五環外買了一套38平方米的公寓，只要拿到老板允諾的一筆8萬元的業績獎金，他就夠付首付了。他與從云南來到北京的女友沈冰一起幸福地在暢想未來。

　　城市的殘酷、人心的冷漠、階層的板結超乎石小猛的想象。先是公司老總坑了石小猛，允諾他的8萬元獎金飛了。而如果他沒有如期交首付，5萬元定金也要不回來了。再接著，石小猛的富二代朋友程鋒看上了沈冰。程鋒的父親找到石小猛，勸說石小猛與沈冰分手，換取金錢和機會。他告訴石小猛：財富和地位才是男人的脊梁，“沒有女人的男人還是男人，沒有金錢的男人就像是被抽了脊柱的軟體動物，永遠抬不起頭、直不起腰”。石小猛痛苦地接受提議。

　　電影《致青春》中，窮小子陳孝正同樣為了前途放棄女友鄭微，理由是“我的人生是一棟只能建造一次的樓房，我必須讓它精確無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與鄭微的愛情是陳孝正的“誤差”，他決定舍棄愛情，用他的青春和尊嚴去換取機會和前途。

　　不難發現，以上這些“賣了良心才回來”的著名敘事，主體都是“窮小子”。窮小子為了實現階層跨越，將自我與愛情資本化了，他們舍棄愛情為的是“往上爬”。對“高加林們”保持道德批判是可行的，但作為一種現象，道德上的批評又是不夠的。

　　“高加林難題”的批判性

　　路遙創作《人生》時，多少受到司湯達《紅與黑》的影響。事實上，小說中就提到了高加林與于連的關系，雖然僅僅是外貌上的關聯。路遙在描寫高加林的長相時，形容他“頎長健美的身材，瘦削堅毅的臉龐，眼睛清澈而明亮，有點像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保爾·柯察金的插圖肖像；或者更像電影《紅與黑》中的于連·索黑爾”。《人生》發表后，1980年就有批評家發現高加林與于連之間存在的某種相似之處。

　　眾所周知，《紅與黑》是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司湯達的創作意圖并非對于連的所作所為進行“三觀”上的指摘，而是要經由于連這樣一個年少有為的青年的“墮落”，抵達對社會問題的揭示與批判。于連以個人奮斗的方式詮釋了新興階層熱情、勇敢、追求自由的精神。但生活在等級制度森嚴的封建王朝復辟時期，個人的奮斗拗不過森嚴的等級、板結的階層，最終導致有志青年于連喪失了淳樸真誠的自我，并最終走上斷頭臺。于連的幻滅，也是渴望通過個人努力實現階層跨越的平民青年的幻滅。

　　固然《人生》最終落在勸誡青年要走正途的結論上，小說末尾，作為敘述者的路遙忍不住出現發出呼吁，“作為青年人自己來說，重要的是正確對待理想和現實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當的，也不能通過邪門歪道去實現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過來會給人造成一種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毀掉人的一生！”然而，經典的魅力恰恰在于它逃逸創作者的個人意圖，在無形中所具備的難以化約的深層內涵。無論創作者是否有意，《人生》延續著《紅與黑》的批判現實主義底色，經由高加林的“墮落”，深刻揭示了時代中存在的一些嚴峻的社會問題。

　　路遙的《人生》里，時間背景是1980年初，城鄉二元格局依然牢不可破，農村到城市的流動殊為不易，“似乎一切都處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鄉下人天生就應該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人生》中也敏銳地發現城鄉不公的問題：“鄉里人就這么受氣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頭從東山背到西山，打下糧食，曬干簸凈，揀最好的送到城里，讓這些人吃。他們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鄉里人來給他們拾掇，給他們打掃衛生，他們還這樣欺負鄉下人！”因為這種不公的橫亙，與城市姑娘的愛情結合，幾乎是高加林變成城里人、奔赴遠大前程的唯一機會。

　　阻礙階層流動的，既有機制的原因，也有外力的干涉。從小說到劇集，高明樓都是擺弄高加林命運的無形雙手。而從古至今，有權有勢階層的逐利沖動一以貫之。小說中，路遙對這類人予以直言批判：“我們當今的現實生活中有馬占勝和高明樓這樣的人。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有時毫不顧忌地給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當頭一棒，使他們對生活更加悲觀。”

　　概言之，無論是《高老頭》里的拉斯蒂涅、《紅與黑》里的于連，還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北京愛情故事》里的石小猛，這些窮小子都有過純真燦爛的時刻。他們之所以紛紛在往上爬的過程中成為“負心漢”、之所以紛紛拿愛情去換前途，癥結在于：階層流動阻塞，窮小子的出路過于逼仄。如此，窮小子就有可能以自身所擁有的東西為“資本”去置換機會。只要社會流動存在問題，“賣了良心才回來”“窮小子負心漢”的敘事就一直存在，“高加林難題”就會存在。

　　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說“高加林”已經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賣了良心才回來”的邏輯依然存在。比如“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的說法在社交平臺上廣泛傳播——如果一對情侶，有一人成功“上岸”，拿到鐵飯碗，另一半未能成功上岸，未能上岸的那個人大概率會被甩；人們依然同情巧珍，但也有不少人認同高加林的選擇，留言安慰“巧珍們”也去考鐵飯碗，“考得比他的單位更好，讓他刮目相看”。

　　這是我們今天重讀《人生》、重啟“高加林難題”討論的必要性所在。只是，批判“高加林”負心當然是容易的，但我們還應思考的是：如何讓那些有才華有干勁的“窮小子”體面地實現階層跨越，而非將他們一再拋擲于殘酷的人性考驗中，讓他們在前途與愛情/良心之間做抉擇。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