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6日，上海，位于南京路的網紅打卡地獨角獸星空藝術館升級了浪漫神奇的鏡像視效空間，展館有浩瀚星河、明燈三千等20余個夢幻場景，運用鏡面裝置結合光影特效，打造出360度沉浸式體驗，不少父母帶孩子來“太空遨游”。

　　關于中國教育，特別是創新人才培養，我們問題談得很多，理念談得很多，原則談得很多，說到具體解決方案，還不夠多，還不夠有效。但是，對于基礎教育領域的工作者而言，最需要的恰恰是具體方案，老師們說：最好能告訴我怎么做。

　　一、如何激發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要求：要在教育“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激發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備科學家潛質、愿意獻身科學研究事業的青少年群體。我們要貫徹好落實好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就要在“如何”兩個字上真下功夫，下真功夫；苦下功夫，下苦功夫。

　　那么，如何激發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呢？

　　請注意，習近平總書記用的詞是“激發”，而不是“培養”。從本質上說，孩子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是上天賦予的禮物，是孩子天生就有的，只是沒有被發現而已；不需要培養，事實上也培養不出來。父母和教師所要做的，無非是保護好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把這些被掩蓋了的珍寶通過某種方式激發出來，讓它們呈現在世人面前；不是澆滅而是點燃他（她）們心中的火，鼓勵他（她）們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如果有能力有條件再加以有意識的引導罷了。我特別反對一些父母按照成人世界的成功標志去有意識地培養塑造孩子。當他們在含辛茹苦企圖為孩子澆鑄一個輝煌未來的同時，也許就在親手毀掉本屬于他（她）自己的幸福。

　　我提出一個公式：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創造力。創造力不是抽象的，它由三大要素組成，即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好奇心其實是人類的一種欲望，想要獵奇的欲望；為了滿足好奇心，你要超越你看見的，去想象你看不見的；只有想象還不夠，你還想要一探究竟，知道點什么，這就是求知欲。創造力被心理學家榮格認為是決定人類行為的5個“本能的因素”之一，其余4個心理因素分別是饑餓、性欲、活動力和反思。在榮格看來，這些“超越文化適應層次的深層人類沖動，是屬于人類天性本身的真實本能。”面對孩子們“真實的本能”，我們，尤其是父母和教師，需要做的是激發而不是遏制，鼓勵而不是打擊，保護而不是摧殘。這些“真實的本能”，就像埋在柴火和枝葉下面的火種一樣，我們要去吹風，去呵護，讓孩子心中的火苗燃燒起來。

　　首要的保護是不要責罵和羞辱。因為你不知道孩子的創造力會引向何方。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理事長莫瑞·史丹教授曾多次提到他所經歷的眾多臨床案例，展示了一些童年時期父母的責罵和羞辱對兒童創造力的壓抑及其產生的終身影響。其中一個案例是：一個8歲男孩隨手畫了一張地形圖，驕傲地向媽媽展示，卻被澆了一盆涼水。媽媽是一位嚴謹的老師，嚴厲地告訴他正確的做法是把透明紙覆蓋在課本的地形圖上，嚴格照著邊界摹繪。

　　莫瑞評論說：“這雖然是個小小的偶然事件，但這個訊息以尖銳的方式重創了孩子的心靈，并嵌入在那里，成為藝術自由的禁令。這個訊息是：‘做事方法有對有錯，這是精確的圖形，那是錯誤的圖形，做事就要做對，要么就別做。’這也就凍結了他在這個領域的創造活力。繪畫從此不再是他的創造本能可以表現，可以制造新事物，可以發明和實驗的領域了。現在這個競技場是個要求正確性的地方，在那里生產變成再生產，創造力被禁止了。”我們可以對照，有多少父母和孩子經歷了或正在經歷同樣的事情！

　　好的理念、原則需要技巧、工具和腳手架去實施。我們不能只是指出問題，向教師展示好的理念和原則，我們還必須告訴他們怎么做。我們需要給他們提供工具箱和腳手架，并告訴他們使用的方法。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了這個工具箱。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研究開發的“形成性評價”系列課程，正在幫助從事基礎教育工作的管理者和教師學會使用這些技巧和工具，更好地實施那些正確的理念和原則。

　　二、如何培育具備科學家潛質、愿意獻身科學研究事業的青少年群體

　　所謂“科學家潛質”，在我看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探索未知世界具有濃厚興趣，擁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強烈欲望；二是堅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其興趣和欲望可以持續很久。

　　孩子們都有探索世界的興趣和欲望，只要父母和教師做好保護就可以了，但第二條比較難做到。因為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功利性干擾，很難堅持下去。有些干擾來自外部，比如，父母可能會說：你做這些事將來上不了好大學，掙不到錢，找不到穩定工作，等等；也有的干擾來自內部，比如枯燥，長時間失敗或沒有結果，等等。不僅僅是干擾，還會有很多誘惑存在。在兩種力量的夾攻下，人是很難堅持下去的。所以教育要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發揮抗干擾作用，為他們保持初心，最終成長為他們所希望成為的科學家建立有效屏障。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實現大中小學教育的無縫銜接，也就是說，盡可能減少（但不是徹底消除，也無法消除）中考和高考等高利害性考試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不利影響，但傳統上采取單獨“直升班”的做法無論在效果上還是在輿論上都難以為繼。一個現實可行的做法是，盡可能在現有教育結構下開展銜接教育，以避免因為公平問題引發社會強烈反彈。也就是說，通過大學和基礎教育的有機銜接，使接受銜接教育的學生能夠在傳統體系中自動脫穎而出，而不是在刷題競爭中被遺憾淘汰。

　　在這方面，教育部和中國科協開展的“英才計劃”提供了有價值的探索。十年“英才計劃”鼓勵了對基礎科學有興趣的孩子在大學教授的指導下開展非功利性的研究。因為不和升學掛鉤，所以甄別了學生的“真興趣”和“假興趣”。同時，那些參加了“英才計劃”的學生由于內心受到強大感召，激發了內在的驅動力，在升學結果上也表現得更為出色。

　　在構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的過程中，有3條關鍵性原則至關重要：一是保護好學生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采取各種方式吸引、鼓勵他們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二是提供強大的支持系統，讓孩子們的探索在一定的指導和幫助下完成；三是完善優化有組織的培養體系，而不是隨意性的無章法的零敲碎打。

　　具體做法是在教育和課程中自動實現銜接。對于科學教育而言，最大的困難也許是，由于各方面條件限制，中小學往往無力研發或實施這些課程。這就需要引入新的力量——大學。大學應當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眾所周知，整個國民教育體系由三大系統組成：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現在的問題是，學校教育一支獨大，嚴重擠壓和弱化了其他兩大系統。人們把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學校，對教育的不滿也都發泄在學校身上。其實，學校教育自有其邊界，它只能承載它能承載的，承載不了它無力承載的。家庭教育促進法出臺后，家庭教育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但人們對社會教育的價值和作用依然認識不足。

　　我認為，現階段大學有可能可以承擔起社會教育的責任，填補其空位。至少可以做兩件事：一是大學的大門應當有組織地向廣大中小學生敞開。經過3年疫情，實現這一點并不困難，只要做好預約和相應管理即可。同時，一些大學教授可以主動走進中小學，在孩子們心中播撒科學種子；特別是可以幫助各級各類中小學建設好科學課程，在教育“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

　　比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勞倫斯科學館就聚集了一批教師、教育研究者、科學家、工程師，致力于科學領域的實踐創新，開發和推廣最新的STEM課程。這些課程基于學生熟悉和感興趣的生活情境，讓他們進行模塊化、探索性的學習。其中有一門課程叫“生活離不開化學”，其目標是讓更多不同背景的學生了解化學，為他們將來選修更多需要化學基礎知識的科學課程打好基礎。該課程強調讓學生在交互式的教學過程中掌握化學知識，并學會運用化學概念思考問題，“像化學家那樣”進行推理和分析。在國內，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研發的“大學先修課程”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當發揮好倡導、引導、鼓勵和支持的作用。大學和中學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會自愿做好銜接工作，從而實現政府所期望的結果，這一結果要比政府自己做好得多。

　　三、如何在教育“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

　　在教育“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把必須減的減下來，同時把必須加的加上去，這就需要統籌校內和校外兩個系統，彌補校內不足，實現校內校外聯動。

　　對于基礎教育來說，單憑學校的力量是無力承擔起科學教育的加法的。校內不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金和資源；二是機制和人才。和一般性的教育不同，科學教育對于師資、場地、基礎設施的要求都比較高，一般學校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學校很難具備相應條件，必須依靠校外力量予以補充。從功能上來說，校內教育主要滿足公共需要，提供普遍性的科學教育，包括課程、活動以及有效的指導等等；但是個性化的，特別是追求卓越的需求就需要校外機構通過市場機制吸引資源和人才才能滿足。對于校外的市場化機制，應當區分非營利機構和營利性機構。從科學教育的教育屬性上說，現階段似應以非營利性機構為主為宜，以避免資本的過度無序擴張。

　　要相信并充分發揮教育市場的力量。教育的市場機制是促進教育服務需求與供給之間協調一致的有力工具，實踐證明，它可以有效提高教育系統的效率和質量，在教育系統中產生比傳統的監管工具更好的結果。特別是通過法律、政策和稅收減免等鼓勵教育公益慈善機構從事此類工作。從根本上講，市場的作用在于涵養水源，培育土壤。通過無數經營主體的工作，激發出千千萬萬青少年的科學創造力，那些拔尖創新人才自然而然就會脫穎而出了。

　　從監管角度來看，要處理好政府、學校和校外機構三者之間的關系。比較有效的做法是：校外機構開發優質課程和教育資源，學校根據實際需要實行政府采購。另一個有效的政策工具是補貼券。政府可以向學校發放科學教育補貼劵，學校使用補貼劵去購買校外機構的科學教育服務。這一工具不僅可以滿足科學教育的需求，同時也通過刺激消費推動了經濟發展。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秦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