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陳特（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

　　誰是魏晉時期最偉大的文人（或詩人）？今天，我們可能會將這頂桂冠賦予晉末宋初的陶淵明。這無疑是受到唐宋以來文學觀念與風氣的影響。而在當時及其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長期占據文學“第一人”寶座的是曹植。在南北朝，相傳謝靈運以“才高八斗”稱賞曹植（見宋人《釋常談》），鐘嶸更是在《詩品》中將他所能想到的贊詞都堆砌到了曹植頭上（“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如果說早在南朝，文人們就普遍推崇曹植為“第一人”，那么何人能被尊為“第二人”，就沒那么明確了。而中國古代常見的“二人并稱”，可為這一問題提供重要線索。

　　名人并稱，古已有之。在文學領域，“并稱”更是屢見不鮮。某甲與某乙若能被并成為“甲乙”（或“乙甲”，如“班馬”、“屈宋”等），自然說明此二人被視作水平相當，境界相類。而在魏晉，能夠在文學方面和曹植并稱的，首推王粲和劉楨，“曹王”與“曹劉”，在南朝文學批評類文獻中也頻頻出現。

　　關于“曹王”與“曹劉”之并稱，已有學者關注，但主要集中于詩歌史層面展開考論，如張亞新從“審美觀念、審美情趣和審美視角的不同”加以釋論（《“曹王”、“曹劉”辨》，《貴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又如李靜從“五言詩、重風力、重氣、善用比興、不傍經史”等方面論述“曹劉”何以并稱（《試論“曹劉”并稱》，《中國韻文學刊》2005年第3期）。然而，僅從詩歌史內部考察“曹王”和“曹劉”，尚不能窺破這一對“并稱”背后的觀念差異。實際上，南朝頻頻出現的這一對并稱，恰代表了當時的兩種文學觀念，而這兩種文學觀念最直接的表現，就在偏重哪種文體。簡單來說：“曹王”代表的是傳統的，兼重各體（尤重詩賦）的文學觀念；而“曹劉”代表的則是南朝新興的，推重詩歌（尤重五言詩）的文學觀念。

　　試證諸相關文獻。

　　《宋書·謝靈運傳論》是目前見到最早并稱“曹王”的文獻。《宋書》無專門之“文苑（文學）傳”，故《謝靈運傳》部分承擔了相關功能，其論更是不限于謝靈運，縱論整體意義上的文學。《謝靈運傳論》將“自漢至魏”的文學發展作為一段落加以論說，其文曰：“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在這里，“曹王”是魏之代表，司馬相如和班固則是漢之代表，他們“同祖《風》《騷》”。司馬相如和班固均是大賦家，當然也有歌詩之作，這里對“曹王”文學成就的褒揚，顯然不限于詩歌，而是著眼于整體之文章，而最能代表整體文章的，自然是辭賦和詩歌。隨后，《謝靈運傳論》又敘說了晉代文學之變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史臣將潘岳與陸機選定為西晉文學之代表，他們均是詩賦兼美且擅各體文章的。而所謂“律異班、賈，體變曹、王”，或許理解作“律、體”不同于“班、賈、曹、王”更為合適。這里的“曹王”和上文一樣，是魏文學的代表，潘、陸與曹、王之不同，也不限于詩歌。《謝靈運傳論》的最后部分討論了聲律的問題，這是當時文學界的新動向，也是謝靈運的貢獻所在。而這一部分的論述，確實集中在詩歌上。在這一部分，史臣又舉出了曹植和王粲的詩作（“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并以漢魏晉之先賢不解聲律反襯謝靈運及其時代的偉大（“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這里的“曹王”并稱，倒確實是集中于詩歌方面。與之類似的，《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和《隋書·文學傳序》也是“曹王”并稱，以之為一時文學之代表。正史修撰，多有因循，《周書》與《隋書》的并稱，當主要受到《宋書·謝靈運傳論》之影響。

　　在《文心雕龍》中，“曹王”和“曹劉”均被提及。但這并不意味著劉勰在“第二人”的選擇上首鼠兩端，他同樣堅定地認為王粲是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在《明詩》篇的“敷理以舉統”部分，劉勰總結說：“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干。”而“曹劉”的出現，則與劉勰對經典時代之后文人文學的批評有關。在《比興》篇中，劉勰在列舉了“比”的幾種情況后，批評后來的文人說：“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至于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云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由此可見，當劉勰并列“曹王”時，乃贊揚他們兼善四言、五言詩；而他并列“曹劉”時，則是批評漢代以來的作者們在運用比興手法時（尤其是辭賦創作中）“習小而棄大”，不能和經典時代的作家（“周人”）相比。“并稱”之外，劉勰在《才略》篇中，不僅強調了王粲為文有“兼善”之長，還集中于“詩賦”，定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其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故在劉勰眼中，王高于劉，為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殆無疑義。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比興》篇之“曹劉”并稱，正是因為在劉勰筆下，“曹王”是正面代表，故他在此處的負面論述中用“曹劉”。

　　至于正面并列“曹劉”，且明確論定劉高于王，則在《詩品》中有全面的陳說。《詩品》以曹、劉為“文章之圣”。王粲雖然也被鐘嶸列于“上品”，卻無法媲美劉楨。《詩品》一書結構謹嚴，鐘嶸對于五言詩有明確的評價標準，即“風力”為主、“丹彩”為輔（“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準乎此，曹、劉、王高下立判：曹植“風力”與“丹彩”兼善，故曰“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劉楨則“風力”佳而“丹彩”遜，故“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王粲恰與劉楨相反，“丹彩”有余而“風力”不足，故“文秀而質羸”。可以說，《詩品》之“曹劉”并稱，乃鐘嶸依據自家論詩準則所作的慎重判斷。

　　而在留存部分文字的所謂《雕蟲論》中，雖然裴子野對當時文風的大判斷與沈約、劉勰、鐘嶸迥異，但在行文中也“曹劉”并稱，視他們為五言詩的代表：“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

　　以上諸例，均非隨手并稱，而是在論及文學史脈絡并有所評斷時并稱“曹王”或“曹劉”，《文心雕龍》與《詩品》更是結構謹嚴的文論佳構。故由上文可知，僅僅在詩歌史的脈絡下討論“曹王”與“曹劉”，尚未達一間。“曹王”與“曹劉”在文體上的指向并不一致：“曹王”所指向的是整體的“文”，“曹劉”所指向的則是“詩”（尤其是五言詩）。而“曹王”與“曹劉”之指向不同文體，正應和著南朝文學觀念的兩股思潮。

　　這一區分，在當時并不僅存于文論，如蕭統致信蕭綱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凈，可為佳作，吟玩反復，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并號知音，發嘆‘凌云’，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為妄作。”（《答晉安王書》）在這封信中，蕭統高度贊賞了蕭綱的文學才能，先后用司馬相如、陳琳和曹植、劉楨類比。初看之下，似乎這里的“曹劉”并不專指詩歌。但若注意到這封信所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可知蕭統的贊譽直接針對的是蕭綱的疏與詩，那么后文之司馬相如（“凌云”，指《大人賦》）、陳琳（“愈病”，謂其討曹檄文）所類比的正是疏，而曹植、劉楨所類比的則是詩。蕭統于此并非專門論文衡史，卻也以“曹劉”指向詩歌，足證上文所說的判分，在南朝具有相當之普遍性。

　　“曹王”指向整體的“文”，其中又以詩賦為代表，這對應的是漢魏以來的傳統文學觀，“文”之重心乃詩賦，且辭賦重于詩歌。“曹劉”指向“詩”，其中又特重五言詩，這對應的則是南朝新興的文學觀，“詩”（尤其是五言詩）成為“文”的中心。進而言之，新觀念之所以“新”，就在高揚詩獨有的特質，用鐘嶸的話來說，那就是“風力”（“丹彩”則是詩賦共有的）與“直尋”（相較于詩，賦更離不開用典）。這兩種文學觀念，一舊一新，在南朝交錯競逐。大體而言，《文心雕龍》和《文選》更傾向于傳統觀念，故詩賦兼重，劉勰強調“文”天然具備修飾性，蕭統則懸“翰藻”為選文標準之一；而《詩品》則是新興觀念的典范，故虛尊四言而實重五言，以五言詩為“眾作之有滋味者”，并突出“風力”（“骨氣”）的優先性。

　　今天的我們站在歷史的下游，能夠清楚地看到這一對觀念競逐的結果，那就是新觀念的全面勝出。唐代是詩歌的時代，不論是陳子昂之高標“風骨”“興寄”，還是李白之“綺麗不足珍”，無疑都在“曹劉”的延長線上。魏晉以后，“曹王”與“曹劉”之起伏，實有文體重心與文學觀念之嬗變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