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棄的垃圾被制成了再生用品、落到窗前的鳥兒或許有一群人默默保護、游歷過的綠水青山背后其實有法律護航……這些不易覺察的細節，正拼湊起美麗中國的圖譜。有一群致力于生態環保事業的年輕人，給自己的青春打上了綠色烙印，而在建設美麗中國的道路上，無限的機遇也在吸引著青春力量同行。

　　法律護航 回應人民對碧水藍天的向往

　　與十幾年前相比，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于文軒更忙碌了。2001年，他還是一名剛步入環境法領域的碩士研究生。當時，環境法被視為一個比較冷門的學科。而如今，生態環境保護法治觀念已深入人心，環境法也作為熱門學科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深耕環境法治領域20余年，于文軒參與制定和修改了我國大部分重要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他切身感受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是在立法及其實施方面，還是在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生態環境法治愈發受到重視。

　　生態文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的組成部分寫入我國憲法，在根本法層面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地位。在于文軒看來，生態文明思想的提出，為生態環境法治發展和環境法學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動力，同時也為環境法學者創造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近些年來，相關領域立法的“綠色化”和“生態化”趨勢也愈發明顯。我國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于文軒介紹說，這一規定在學理上被稱為“綠色原則”，是我國民法典的一大創新。除此之外，民法典中還規定了不少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容，很好地回應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法治的內在要求。

　　生物安全法是于文軒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從彼時的一個新興前沿領域，到去年4月15日，我國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于文軒感慨，“個人價值的實現離不開時代。”如果不是近年來我國對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如此重視，環境法學者就難以如此暢快淋漓地服務社會發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國家立法的內容。

　　伴隨著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不斷深入，劉金梅也見證了環境法治的逐步完善。2009年大學畢業，她就進入了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如今擔任環保社會組織自然之友總干事。

　　劉金梅回憶，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還未正式確立時，環境訴訟不僅立案難，也缺少適當的救濟類型，“很多時候，受害者雖然得到了經濟賠償，但是污染問題不解決，他們還會繼續遭受這種影響”。案件結束后，一個疑問常像刺一樣扎在她腦海里，“之后呢？”

　　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出現了。劉金梅說，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長出了牙齒”，改變了整個環境治理的思路。于文軒認為，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與1989年環境保護法的一大區別是，此前強調“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而如今轉變為“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這一變化表明，我國更加強調生態安全和環境安全，在理念層面將安全價值置于效率價值之上。

　　自此，我國進入環境法治建設的快車道。緊接著，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法的出臺，讓生態環境領域的執法工作有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016年起，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常態化，各地環境執法大規模開展，再加上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施行，各地各級的法院成立了專門的環境資源審判庭，環境領域的違法成本變得非常高。

　　環境信息的公開披露也拓寬了公眾、社會組織參與環保的渠道，激發了人們的環保熱情。環保不再僅僅是環境部門的事，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全民訴求。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楊臨萍介紹，過去10年里，各級法院審結環境資源案件約192.9萬件。其中，有騰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訴訟等案件，服務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綠孔雀預防性保護的訴訟案件、非法捕撈長江鰻魚苗等案件，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非法銷售汽車尾氣“年檢神器”等案件，助力減污降碳。此外，司法機關發布24批260個典型案例，回應人民群眾對天藍、地綠、水清美好生活的向往。

　　“之后呢”的疑問也通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得到回答。劉金梅表示，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不再是索求巨額賠償，它的核心訴求是污染要停止，環境要得到治理和清理。

　　經過這些年的實踐，劉金梅已從一名法律界人士轉變為環保主義者。她愈發深刻地認識到，環境問題是一個公共問題，堅信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每個人都有責任為之努力。她也格外注意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盡量選擇綠色出行方案，做到垃圾分類，也越來越享受在自然中得到療愈。

　　服務生態 青年成為自然守護者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個觀鳥數據庫里的信息仍在爆發式增長。

　　“90后甚至00后，越來越多大自然的粉絲愿意沉浸其中。”云南省昆明市朱雀鳥類研究所秘書長雷進宇說，人們對親近自然有了更深切的渴望，人們更愿意去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最佳關系應該是什么樣的。

　　這可能是民間最大的觀鳥數據庫，如今擁有數百萬條數據、兩萬多名用戶。它起源于昆明市朱雀鳥類研究所于2014年搭建的觀鳥愛好者交流平臺，觀鳥愛好者同步調查和觀察，共同上傳資料，形成了全國性、公開的鳥類數據庫，為科研、保護，甚至政策制定提供一手信息。

　　觀鳥愛好者捕捉到的細節證實了我國生態環境的好轉。東方白鸛曾經被認為在中國只有3000多只，但最新的數據已接近1萬只。

　　過去10多年里，東方白鸛的數量有較快增長。從觀鳥者提供的信息來看，過去東方白鸛可能只在我國的東北地區有繁殖，現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觀鳥者都捕捉到它們美麗的身姿。

　　這與一系列生態措施分不開——近年來，我國堅持系統觀念，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出發，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完善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制度。這些捕食魚類的大鳥，得益于長江十年禁漁政策，有了更多“美味”的選擇。

　　對河南省南水北調中線渠首生態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黃進而言，眼前一望無際的丹江水，是他八年如一日守護的事業。

　　因為擔負著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輸水的重要任務，這里的水質常年穩定在二類標準。黃進說，渠首中心是丹江口水庫的副壩，主壩即出水口，因此渠首中心也是“水龍頭的最后一套屏障”，必須要確保放出去的水，水質穩定達標。

　　這個幾乎都是80后、90后的年輕團隊，不斷提升著監測預警能力。從2016年用半年拿到地表水109項全分析監測資質，到2018年淇河水污染事件中，他們連續26天24小時連軸轉，大雪封山時冒著生命危險去采樣，參與形成環境應急的“南陽實踐”。到如今，國家引領水質監測從理化監測向生物監測拓展，他們又成為河南省率先具備水華監測預警技術能力的團隊。

　　平日里，周一到周五，黃進和同事都駐扎在監測中心所在的淅川縣九重鎮張家村，有時周末也要值班。這里距離南陽市區130多公里，車程兩小時。條件雖苦，黃進的語氣里卻透露著滿滿的自豪，“都說我們是環保鐵軍，能吃苦能奉獻能戰斗是環保人的底色。”

　　在他看來，水源地監測工作意義重大，南水北調中線惠及沿線20多個大中城市及131個縣，直接受益人口達7900萬人。“當這么多人喝到甘甜純凈的丹江水，實現一渠清水永續北送，就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雙碳”目標創造青年新賽道

　　人們對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追求，成為80后徐源鴻的新賽道。政府購買的垃圾分類服務、廢品回收后精細化分揀產生的收益，構成了徐源鴻創業公司的盈利空間。

　　清華大學在讀的環境學博士中，徐源鴻大概是與“垃圾分類”關系最為密切的人之一。5年前，他創立“北京愛分類環境有限公司”，從北京市昌平區一個2000多戶的小區開始試點，通過微信小程序，把廢品回收服務送上門，除了廚余和衛生間廢棄物，居民家里產生的廢棄物，他幾乎都能收走。

　　徐源鴻信手拈來的數據折射了他創業的價值：廢鋼，90%都能再利用；廢紙，70%都能再利用……在“雙碳”目標下，當下的資源循環再利用似乎比過往的收廢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5年間，他的公司已經發展到擁有700多名員工，小程序里的注冊用戶也超過20萬。現代化的分揀基地甚至有了大數據的加持。亟待“充電”的他，開始了博士生涯。他希望通過進一步學習，給參與垃圾減量化的客戶建立碳賬戶，最終實現商業交易。

　　這樣的變化是徐源鴻的父親幾年前難以想象的。徐源鴻是北漂二代，在他的少年時代，父親在北京郊區從事廢品回收，那是一家的生計，卻也是他不愿對外人提及的細節。

　　所以當在公司做白領的徐源鴻放棄光鮮的職業，要把收廢品作為創業項目時，父親并不能理解。但徐源鴻堅定地告訴父親，這個行業今非昔比，有發展的潛力。

　　徐源鴻看到的背景是，國家已經樹起了生態文明的大旗，社會逐漸形成的共識是，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解決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基礎之策。那么，垃圾減量、資源循環利用就是綠色生活方式的題中之義。

　　在劉金梅看來，如今政府、企業、公眾層面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認知，和她剛入行時相比，有了極大的提升。技術革新也給年輕一代帶來參與環境治理的新手段。因此，自然之友發起氣候行動計劃，希望不同領域的年輕人參與，支持他們發揮跨界思維，提出創新多元的解決方法，讓更多人了解、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

　　雷進宇也建議，更好地發揮科學家的力量，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全國范圍內野生動物調查或監測工作，這將有利于數據的科學性和完整性。

　　“雙碳”目標下，“環保”一詞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年輕人的新賽道應運而生。于文軒經常對他的學生說，“你們遇到了研習環境法最好的時代”。目前，我國正在加緊推動制定生態環境法典、應對氣候變化法、自然保護地法等重要的生態環境立法。在于文軒看來，生態環境法典很有可能成為繼民法典之后的我國第二部法典，有關部門和環境法學界正在大力推動這一立法進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劉世昕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