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家棟（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委黨校研究基地研究員、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副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當前，數字經濟正在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數字化方式有效打破時空阻隔，提高有限資源的普惠化水平，數字經濟發展正在讓廣大群眾享受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數字經濟既能促進持續性、均衡性增長，又能助推共享式、普惠式發展，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促進共同富裕，就是強調要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實現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的目標。202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25萬美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但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新增城鎮就業1100萬人以上等目標，并從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等方面作出具體戰略部署。

　　首先，數字產業化規模持續擴大，創造大量新增就業。當前，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各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選擇。數據顯示，我國數字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達到38.6%，其中，數字產業化規模持續擴大，數字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十三五”時期，我國軟件業務收入從4.9萬億元增加至8.16萬億元，大數據產業規模從0.34萬億元增加至1萬億元以上。數字產業規模的持續擴大創造了大量新增就業崗位，持續吸納著新增的社會勞動力。根據中國信通院測算數據，數字產業化領域中的招聘崗位數已占所有招聘崗位數的32.6%，所招聘人數占招聘總人數的24.2%。數字產業屬于高附加值產業，相較于傳統產業，收入水平普遍較高。不僅如此，數字技術也催生出互聯網經濟領域的創業新模式，衍生出眾多就業新形態，為自由職業者提供了更多就業創業機會。

　　其次，產業數字化進程提速增效，顯著提升收入水平。我國產業數字化加快發展，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數字技術的應用也要求勞動從業人員具有較高的知識技能，倒逼勞動者進行職業技能學習，從普通工人轉向技術工人，從而有效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譬如，制造業是數字技術賦能的重點領域，“十三五”時期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從45.7%增加至52.1%，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從61.8%增加至73%。不僅如此，數字技術在各個產業的滲透也拓寬了傳統就業的內涵，數字技術與日常生活生產相結合促使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行業快速發展，開辟了新的就業領域。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數據，我國三次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達到了8.9%、21.0%和40.7%，而在就業總人數中，24.6%來源于數字經濟領域，吸納就業主要在產業數字化領域且主要是第三產業領域。

　　再次，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帶動更多低收入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中將近75%為城市人口，25%為農村人口或農業轉移人口，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聚焦于農村地區，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農民收入水平。其中，數字經濟賦能鄉村全面振興是農業農村領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重要路徑。數字經濟促進鄉村振興是通過培育現代農業以及壯大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富民產業來實現的。比如，通過建設“數字加工廠”“數字牧場”“無人農場”等促進農業產業現代化集約化發展，增加產業附加值，提升就業人員收入水平；搭建產業帶直播基地等電商平臺，利用“線上+線下”銷售模式革新農業零售體系，拓寬特色農產品營銷渠道，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最后，數字治理促進公共服務進一步優化，推動全民共享數字紅利。伴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字治理能力也要求實現相應提升。更高水平的數字治理能夠補齊公共服務短板，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醫療等領域，治理規范的平臺型企業利用大數據可以進一步縮小城鄉之間的服務差距，使農村居民和低收入群體享受到更高質量的教育和醫療服務。在職業教育等領域，利用線上平臺開展技能培訓，可以為產業工人提升職業素養創造更為廣闊的空間。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數字新基建不斷延伸至農業農村領域，賦能鄉村振興，能夠有效推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在政府服務等領域，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提升了辦事效率，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有效推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數字經濟發展也會對傳統制造業等領域的就業造成擠出效應，導致中等技能的勞動者就業領域收窄，在短期出現就業的結構性失衡。為此，在制定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時必須加強預判，通過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規范推進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一方面，加快數字核心技術攻關，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加強高層次人才培育及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繼續發揮好數字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另一方面，完善數字經濟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健全市場準入和退出、公平競爭審查監管等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監管體系，防范數字經濟領域的壟斷等問題。彌合“數字鴻溝”，關注農村、老人等重點區域和重點群體，促使其更好地共享數字紅利。拓寬數字經濟應用場景，鼓勵中小企業、傳統產業等加快數字化轉型，并在此過程中進一步提高勞動者收入報酬水平，促進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