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向經典致敬什么？

　　——有感于北京人藝七十周年經典劇目直播活動

　　作者：尹 鴻

　　最近，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七十周年之際，推出經典劇目的多平臺網絡直播系列活動，一周下來，觀看人次累計達到1.5億，成為引人注目的年度文化現象，在中國話劇傳播歷史上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其破圈效果大大超出人們預期。這一現象的產生，肯定與互聯網傳播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也與由巴金、老舍、曹禺所創造的北京人藝自身的品牌影響力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直播劇目從劇本到演出都不僅是北京人藝長期以來的保留劇目，更是中外古今譽滿劇壇的舞臺杰作。從曹禺先生1930年代的《雷雨》到老舍先生1950年代的《茶館》，從翻譯劇目《嘩變》到當代中國文學名著改編的《白鹿原》，可以說都是千錘百煉的戲劇經典。正是這些經典劇目以及經典劇目的演出，讓這場直播破了圈。戲迷們覺得“過癮”，一般觀眾認為“開了眼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直播活動，也是一次向經典的致敬，這致敬不僅來自北京人藝，而且也來自于戲迷，來自于數以千萬計的網絡用戶。

　　這些戲劇經典為什么具有這種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藝術魅力？換句話說，人們究竟在向經典致敬什么？細細想來，我以為這些作品的經典性最重要的體現就是它們對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藝術的經典首先就來自藝術形象的經典。這些直播劇目，也包括幾乎所有敘事性的經典藝術作品，幾乎都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過目不忘的藝術形象，而觀眾對這些作品的興趣、記憶，恰恰就是這些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而優秀的演員也恰恰在于他們對這些人物形象成功的、惟妙惟肖的“再度創作”。無論是《雷雨》中的周樸園、繁漪、周萍，還是《茶館》里的王利發、常四爺、劉麻子、唐鐵嘴、松二爺、秦仲義；無論是《嘩變》里的魁格、格林渥、查理還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軒、鹿子霖、田小娥，這些人物每一個都性格鮮明、命運獨特，在劇本里呼之欲出，在舞臺上形神兼備，其生命力和影響力甚至超越了作品本身而矗立在那里。用米蘭·昆德拉的話來說，他們都大于了作者、大于了文本，甚至連創作者本人都很難用詞語去準確地描述這些人物的特點和善惡，他們可以被永恒地記憶，被無限的闡釋，被當做真實人物而鮮活地存在。可以說，正是這些人物，使經典成其為經典，使作品得以長久流傳，使演員因為角色而被銘記。

　　這些經典人物形象，細細分析下來，大致都有四個共同性。第一，生命的獨特性。獨特才能鮮活，所謂鮮活，就來自于這些人物有性格、動機、行為、價值觀的內在統一性，這種統一性與他的自然稟賦、家庭經歷、社會環境都是相輔相成的，他的一言一行都來自于這種內在一致性。正是這種一致性，使其擺脫了概念化、功能化、符號化、碎片化、僵硬化的種種創作弊端，成為鮮活的不可替代的“這一個”。可以說，這是一切經典藝術形象的基礎，前面提到的所有人物都具備這種內在一致的鮮活性。第二，性格的復合性。沒有人是絕對的惡，也沒有人是無條件的善；沒有人從生到死就一定壞，也沒有人從小到大就天然好。人的復雜性，甚至在任何一部文藝作品中都難以完全刻畫充分，但是道德動機單一的人物形象永遠不可能成為經典。《雷雨》中的周樸園，不僅有自私自保的虛偽，確實也有自責自負的悲憫；周萍同樣有這種自私自保的遺傳，但也有年青沖動帶來的犯罪感；某些二度創作，用所謂“階級斗爭”觀念或者“倫理善惡”的簡單觀念去重新塑造這些人物的時候，往往傷害了這些藝術形象的復合型，而曹禺后來陷入創作瓶頸的原因也恰恰在于他無法從這種定型化的人物模式中回到人物的復合型創作道路上。所以，杰出的藝術形象都有某種闡釋和情感上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第三，形象的典型性。獨特性、復合型雖然很重要，但并不是任何獨一無二的人物都能成為藝術經典，只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才具有普遍性意義。高老頭、哈姆雷特、于連、堂吉訶德、阿Q、祥林嫂、繁漪、祥子、高覺新……所有這些經典藝術形象，都不僅是這一個，同時也是一群人的代表，是具有社會性、時代性的典型，是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都可以“遇到”的無數的這一個。第四，命運的時代性。如果說典型性體現了某種跨越時空的代表性的話，那么命運的時代性則更多地體現為所謂的歷史感、現實性。真正經典的藝術形象，除了性格和行為上的普遍性之外，往往還是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的一種必然選擇。同樣的性格，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命運。《茶館》里的眾多人物，性格鮮明、復合并且具有典型性，有的剛毅有的懦弱，有的厚道有的圓滑，但是“好人”遭殃、“壞人”得道的命運，卻體現了時代的顛倒。《白鹿原》中白嘉軒死去活來的命運，反映的也正是那樣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時代。所以，幾乎所有經典形象的命運，都是一個特定時代的反映。正是時代的舞臺讓這些人物有了塑造的空間。

　　生命的獨特性、性格的復合型、形象的典型性、命運的時代性，可以說是藝術形象經典性的核心，也是經典藝術作品的根基。北京人藝在自己的藝術傳統中，一直堅持以人物為中心，塑造人物、刻畫人物、演繹人物，從服裝造型道具到人物的言談舉止氣質，都力爭能夠最大限度地將經典劇目中的人物形象生動、準確、細致地刻畫出來。一代代人藝人，無論在藝術上如何探索創新，但塑造人物這一根本，依然是不變的藝術追求。寫戲就是寫人，演戲也是演人，恰恰是這些舞臺上人物的鮮活，才使人藝的劇目、人藝的演員能夠薪火相傳、代代相繼。藝術形象，造就了經典，造就了北京人藝，造就了一代一代人藝的藝術家。

　　所以，無論市場多么變化，技術多么發展，藝術風格流派多么紛呈，歸根結底，正如“文學就是人學”一樣，真正的藝術也一定是人的藝術。文藝創作肯定會順時而變、因勢而動，但是藝術形象永遠是藝術創作的根本。文學藝術與歷史記載不同，它用一個一個鮮活的藝術形象去記錄一個時代，而后世的人們也用藝術形象來記憶一個時代的文學藝術。當然，要塑造經典的藝術形象并不容易，它需要創作者、表演者真正去觀察、理解形形色色的人物人性，去發現那些在特定現實中人物所具有的普遍價值和意義，去尋找藝術地刻畫這些人物的想象力、靈感、方法和工具。商業、類型、包裝、流量、時尚、奇觀，雖然不可回避，但只有頂天立地的藝術形象才是藝術經典永久的生命力。要做到這點，當然需要深入生活、尊重藝術，但這并不是一句時髦的口號，它需要創作者、演出者的巨大付出，需要刻骨銘心的生活體驗，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和生活圈，甚至還需要某種執著和天賦。

　　經典已經成為過去，北京人藝七十周年演出的這些劇目，大多已經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大半個世紀以前的經典了。我們期待新時代的新經典，期望下一個十年能夠有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成為經典。致敬昨天的同時，我們也希望今天的藝術創作和藝術形象能夠得到明天的尊敬。（尹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