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為鵬（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

　　盛宣懷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主要圍繞洋務實業(yè)與慈善賑災兩件大事而展開。學術界對其洋務實業(yè)活動及政治活動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對盛氏生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存有大量歷史資料的慈善賑災活動，則甚少留意。朱滸教授是國內外少數(shù)對盛氏賑災活動進行長期研究的學者之一，他的新著《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是一本內容宏富、頗具新意的力作。這本書是作者近二十年來潛力鉆研的結晶，對晚清慈善賑災活動與洋務運動的歷史及二者間的關聯(lián)多有建樹，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筆者就個人管見所及，對該書的特點及學術貢獻，略作評介。

　　縱橫貫通，新見迭出。該書以晚清賑災活動為突破口，縱橫貫通，注重闡發(fā)不同歷史人物與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突破了過去許多政治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研究學科分異、條塊分割的局限，對晚清經(jīng)濟史和政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頗具新意的論述和解釋。第一章“從賑務到洋務”，通過對盛宣懷與輪船招商局的早期籌辦問題的細致考證，厘清了辦理賑務與盛宣懷的洋務事業(yè)興起的內在關聯(lián)，揭示出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批洋務企業(yè)家的產(chǎn)生與成長的具體歷史過程，尤其是傳統(tǒng)工商業(yè)人物是如何與洋務官僚聯(lián)系起來的具體方式、方法與歷史過程，特別是近代以來廣東商人與江浙商人相互間之關聯(lián)、沖突，傳統(tǒng)商人團體間逐步分化、逐步被新式商人替代的生動具體的歷史過程。這一研究成果深化了以往學界對洋務運動的發(fā)生及中國早期資產(chǎn)階級形成的研究。第二章“從冏途到坦途”，揭示出光緒初年席卷華北的罕見自然災害——丁戊奇荒對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財政所形成的巨大壓力，從而造成洋務運動的早期頓挫。第三章至第六章，則通過對盛氏辦賑及參與紅十字會的籌建等歷程的詳細描述與分析，生動再現(xiàn)了上海商會組織成立前后復雜政治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及上海工商業(yè)團隊及其領袖人物新陳代謝的歷史進程。第七章“從落水到上岸”則是對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懷如何利用辦理賑務來重獲人身安全及資產(chǎn)的保全這一獨特經(jīng)歷進行描述與解讀。作者從史料出發(fā)，通過細致的考證，燭幽闡微，對近代中國史特別是近代經(jīng)濟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均有論及并提出新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史料翔實，考證嚴密。該書在資料的搜集與運用方面頗見功力。作者對盛宣懷的研究及其相關檔案史料進行了全面搜集、整理和利用。除了盛宣懷檔案之外，作者還大量使用新近出版的晚清人物的日記、檔案，如《鄭孝胥日記》《謝家福日記》及相關檔案、沈敦和傳記與相關材料。另外，書中對《申報》等近代報刊史料的運用也較為充分。大量報刊報道在研究中得到使用，提高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該書史料豐贍、翔實，對前人既有研究成果有比較充分的總結與分析，從而保障了結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建立在扎實史料工作之上的史學創(chuàng)見。

　　該書對史料的利用與解讀亦相當細致而深入，突出的例證有二：一是對于盛宣懷與輪船招商局的早期籌辦問題的考證，作者不囿于成說，于不疑處有疑，步步設問，層層深入，通過豐富的史料逐步呈現(xiàn)出歷史的本來面目。二是關于張之洞、盛宣懷甲午戰(zhàn)后關于漢陽鐵廠的接辦問題，作者也多方搜集史料，提出獨到見解。尤其是對張之洞在與盛宣懷談判的過程中究竟有沒有運用政治權力即以彈劾相脅迫這一歷來眾說紛紜的細節(jié)，作者在搜集并分析了大量相關歷史證據(jù)的基礎之上，推斷這一細節(jié)不太可能，同時鑒于相關史料不足而留有余地，體現(xiàn)了立論謹慎的良史之風。

　　內容宏富，編排得當。這是一部內容相當宏富的學術著作，從時間上貫穿了盛宣懷的一生，涉及晚清政治、經(jīng)濟、軍事、社會與文化等多方面問題，包含了洋務運動、戊戌維新、甲午戰(zhàn)爭、庚子事變，東南互保、辛亥革命等幾乎所有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涉及人物既包括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王文韶、翁同龢、鄭觀應、唐廷樞等著名政治經(jīng)濟人物，也包括許多過去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如謝家福、嚴信厚、沈敦和等。要處理如此繁雜的人物與事件，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學術功力并付出大量精力。

　　該書的寫作及內容編排上，既按照傳統(tǒng)史學的方法和原則，按時間先后組織排序，又按照寫作的具體內容分作不同的專門章節(jié)，以點帶面，多維度透視歷史人物多方面的活動。各章節(jié)之間既在內容上彼此獨立，又在時間上相互連續(xù)，渾然一體。該書既是一本討論深入的專題研究性著作，又頗帶幾分傳統(tǒng)歷史人物傳記的色彩。細細品讀，或可感受到作者在歷史寫作與編撰方面的用心及功力。

　　最后，筆者想提出幾點商榷與建議。其一，在史料與相關學術成果的使用方面，建議作者加強利用新近出版的有關張之洞及其幕僚的若干新的歷史資料。關于書中盛宣懷與張之洞在湖北實業(yè)方面沖突與合作情形的論述，引用范圍也可更加廣泛，尤其可以盡量使用更具原創(chuàng)性的專題論文。其二，該書關于盛宣懷辦理賑務與洋務運動的認識，如果能夠進一步從全球史的視角深入分析，特別是深入揭示日本等外部勢力對盛氏晚期政治經(jīng)濟活動的影響，或許會有更多突破。其三，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如果在某些專題上嘗試運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或手段，或許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譬如，關于盛宣懷的人際交往及其交際圈子的演變，也許可以通過計算機軟件進行研究與呈現(xiàn)。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豐富對歷史過程的敘述與呈現(xiàn)方式，并有可能發(fā)現(xiàn)一些有價值卻易于被傳統(tǒng)研究忽略的節(jié)點性人物、地點、時間、事件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