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播的古裝劇《夢華錄》，講了三個女子前往東京開店的故事。小小年紀升級打怪般的操作，讓觀眾多少都有些熱血沸騰。然而，回到現實，如果三個女子去東京開店，真的有這么容易嗎？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臧 磊

　　開店后，她們要面臨什么

　　在《夢華錄》中，趙盼兒面對前來找茬的同行，說了句，她是在行會里掛過號的。這倒是真的，如果想在東京開店，第一步就是去參加行會，拜訪行老。行老是行會的頭目。

　　行會出現在唐代，到宋代空前活躍，數量也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400多行。

　　行會的存在，除了溝通同業之外，還要擔負官府行役，而行役中最重要的是科配，即強制性分派。行戶承擔的科配包括“強買”“強賣”。“強買”，即每年由官府制訂所要購買的品種和數量，按計劃攤派，要求“給限供納”；“強賣”，即官府強行分派剩余物資，由行戶負責銷售。不管是強買還是強賣，一般都必須保質保量完成任務。

　　熙寧七年(1074年)三月，正值江浙受災，米價昂貴，京城糯米極為短缺。官府就向米行下發強買任務，但買價卻定為漲價前的價格。米行有個叫曹赟的，因為低價收購不到糯米，完不成“糯米五百石”的任務，最終上吊而死。

　　至于強賣，官府會將難以出售的茶、鹽、酒等官榷物品配給行戶代銷，如宋孝宗時，“積壓年深、以致陳損不堪食用”的陳茶，“多是科抑鋪戶，或令攔頭入數出賣，拘收價錢”。此外，還有酒、米、麥等物，強制賣給行會，并且還要求利潤有所保障。

　　作為首善之都，東京開封是行會管控最嚴厲的地方，官府的強買強賣行為時有發生，對行會的盤剝是外地州軍的十倍以上，“凡諸行陪納猥多”，賠得很慘。

　　假如《夢華錄》里趙盼兒、孫三娘她們去東京開店是真的，那么，她們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來自官府的這種“科配”。

　　同時，趙盼兒還需要面對大茶商的擠兌。大茶商是行會上層，利用中小商人沒有的經濟力量操縱物價，控制貨源和商品批發權。

　　王安石就曾對宋神宗說：“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來有十余戶，若客人將茶到京，即先饋獻設燕，乞為定價，此十余戶所買茶更不敢取利，但得為定高價，即于下戶倍取利以償其費。”

　　也就是說，茶葉到京，須先低價賣給大商販，請他們給茶葉定一個高價。如此一來，開茶樓、賣茶葉的，就只能以高價購買茶葉了。

　　趙盼兒她們從茶行的渠道買茶葉，買到的肯定就是高價茶，利潤空間便會變小。

　　除了高價購買茶葉外，趙盼兒還要面對眾多同行的競爭。

　　古代早期的茶館，多僅供行人與過往商賈歇腳解渴，目的性單一。但到了宋代，茶坊已兼具商務交易、會友、信息傳播等功用。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秦檜的孫女崇國夫人有一只極為寵貓走失了，立限臨安府搜求，衙役買通了夫人家的下人，詢問這只貓的樣子，繪圖貼于茶肆，因茶肆人來人往，流動性大，消息傳遍全城，貓也很快就找到了。

　　宋初，汴京城內開設眾多茶坊，甚至在偏僻的鄉村小鎮也有茶坊。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便展現了東京開封城茶坊酒肆生意興隆的繁榮景象。

　　做生意，還是要有手段

　　電視劇《夢華錄》中也給我們展示了趙盼兒她們的經商頭腦。的確，做生意要有手段。電視劇中展示的手段在宋代其實也是真實存在的。

　　“有張賣面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這是宋人吳自牧《夢粱錄》中記載的宋代城市臨安茶肆林立的情形。其中“一窟鬼茶坊”便是一位女性開設的。

　　茶坊名“一窟鬼”，來自宋話本《西山一窟鬼》，這是宋代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也是說書人百說不厭的話題。這一故事講述的是王婆為秀才吳洪說媒之后發生的一系列怪事。開設這家茶坊的王媽媽使用這個奇怪的名字，既神秘誘人又凸顯特色，成為當時城市里“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

　　而在《夢華錄》劇中，趙盼兒也給茶樓取了個“半遮面”的店名，這個名字用在北宋初年，是很討巧的。如果用在宋中后期，對士大夫的吸引力就不夠了。

　　和“一窟鬼”相比，“半遮面”這個名字來自更為雅致的詩詞。這個店面取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詩句。白居易在唐代就普遍受到頌揚，宋初更甚前代，尊白學白成為當時文壇的一大特色。仁宗朝“西昆體”詩人中，楊億、晁迥等都曾學習“白體”。但到了宋中后期，白居易的“淺俗”詩風受到質疑，對他的評價大大降低。

　　而宋初，以“半遮面”為店名，既借了白居易的詩名，也點明了店內有“琵琶女”，大俗大雅，且有巧思，接受度不會比“一窟鬼”低。

　　在劇中，為凸顯“江南第一琵琶”，趙盼兒她們還將宋引章打造成“錢王妃座上賓”的形象。這一招“拉虎皮做大旗”果然管用。而在宋代，也的確有商家使用過這一招來招攬生意。

　　當年蘇軾貶謫海南，鄰居是個制賣馓子的老婦人。她幾次三番請蘇東坡為她做詩揚名。《戲詠馓子贈鄰嫗》即是蘇軾應邀所寫：“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一經此詩傳播，老嫗的馓子大受歡迎，招來了眾多的食客。

　　和這位老婦人相比，生活于兩宋之交的宋五嫂的故事更為轟動。宋五嫂本是汴京人，家里原是開酒樓的，她自身也烹制一手好魚羹。南渡后，她寓居臨安蘇堤附近，靠這個手藝過活。淳熙六年(1179年)，太上皇趙構乘龍舟游西湖。宋五嫂一口汴京腔的叫賣聲吸引了他。趙構遂命宋五嫂制作魚羹。趙構嘗了口，還是家鄉的味道，不由地百感交集，當即賜錢千文、銀錢百文、絹十匹。此后，宋五嫂在錢塘門外開設門店，時人爭相嘗鮮。有人作詩說：“一碗魚羹值幾錢，舊京遺制動天顏。時人信值來爭市，半買君恩半買鮮。”

　　除了炒作手段，趙盼兒她們還要具備一定的社會經驗。

　　《隨隱漫路》記載了一場發生在臨安的騙局：“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絹，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絹，引坐茶肆外，指曰：‘內吾母也，錢在母處。’取其絹，又入，附耳謂內嫗曰：‘外吾母也，錢在母處。’又取其絹出門，莫知所之。”少年兩頭騙，將兩位販婦的絹布都騙走了。

　　作為一家店鋪的掌舵人，趙盼兒她們必須具備一定的識破騙局的能力。

　　女商人，在宋代成功得不多

　　劇中，編劇為趙盼兒她們安排了底層身份：趙盼兒為脫籍的樂伎，孫三娘是離異婦女，而宋引章仍是在籍的樂伎。以這樣的身份做生意，是符合歷史現實的。

　　武漢大學的柳雨春、楊果曾對宋代商業中的女性境況進行了分析，發現經商女性多處于社會中下層，其經商的主要驅動力是生計的需要。

　　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觀念給后世留下了“宋代女性地位低下”的刻板印象。但宋明理學雖然在宋代產生，真正對實際生活和日常風俗產生影響實際上是在明代，宋代對于女性守節的要求并不十分嚴苛。而當時濃重的商業社會氣息，給平民婦女提供了許多機遇，讓她們可以參與到更多的商業活動中去。

　　趙盼兒她們以底層的身份去經營一家茶坊或酒樓，就當時的社會氛圍來說，這樣的身份反而給她們提供了倫理道義上的“合法性”。

　　據學者統計，宋代女性經商者，大多做的是小商小販，“陸拾棗栗，水捉螺蠯，足皸指禿，暴露風雨，罄其力不過一鈞之舉，計其價僅足一日之食”，販婦們為一日三餐而奔波。

　　還有部分女性，生意做得略大一些，開設茶坊、旅店、酒店、藥店。但能將生意做大的，并不多見。像上文所說的“一窟鬼”茶坊女老板和宋五嫂魚羹店，算是成功的了。

　　與電視劇中光鮮的茶坊老板娘形象不同，開設茶坊，可能也只夠管溫飽。淳熙年間，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貧，僅能啟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與愁嘆”。小茶館利潤很少，養活不了一家人。店家夫婦每每愁眉相對。

　　在電視劇中，趙盼兒想改弦易轍，做酒樓生意。事實上，汴京當時實行“榷曲法”，對酒的生產與買賣實施了壟斷政策。釀酒者須向官府購買酒曲配額。買了配額，才可以釀酒、賣酒。北宋中期，汴京約有70家酒樓可以釀酒。趙盼兒要開酒樓，就必須從這70家店買酒。官府為了多賺錢，就多向市場推酒曲配額。酒戶買了更多的配額就得多釀酒，而市場就那么大，酒越多，價格就越便宜。有時候，賣酒錢都不夠買酒曲配額的錢。宋仁宗時期，“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曲錢百余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劉保衡開設酒場，到最后反而欠下官府百余萬錢，最后賣掉家產才還清官府的賬。

　　宋代文人葉適在《朱娘曲》中記述了一個經營酒店女性的一生，朱娘家世代經營酒為生，到她這一代，生意敗落，讓詩人徒生感慨。

　　趙盼兒改做酒樓生意，如果沒有其他“花頭”，只賣酒的話，生存壓力怕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