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國家流行這樣的說法：埃及人寫書、黎巴嫩人出書、伊拉克人讀書。雖然實際情況并非這樣絕對，但不難看出，書籍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是他們重要的精神食糧。

　　最早的圖書館

　　世界上最早的幾個圖書館都出現在中東地區。在今天伊拉克境內尼尼微古跡的一塊泥板上，亞述國王巴尼拔自我描述道：“我，亞述巴尼拔，受到納布智慧神的啟發，覺得有博覽群書的必要。讀書不但可以擴充知識和技藝，而且還可養成一種高貴的氣度和尊嚴。”巴尼拔在古都尼尼微修建了著名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圖書館。亞述巴尼拔圖書館藏書門類齊全，包括文學、語言學、修辭學、哲學、數學、物理學、醫學及占星學等各類著作，幾乎囊括了當時人類所知的全部知識。

　　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藏書寶庫，被譽為“人類文明世界的太陽”，鼎盛時期，圖書館藏書達70多萬卷，僅圖書目錄就多達120卷。公元前3世紀前后，托勒密王朝的國王托勒密一世試圖把亞歷山大港打造成當時世界的“學術中心”，于是建立了亞歷山大圖書館，其建館目的是“收集全世界的書”，實現“世界知識總匯”。

　　可惜的是，這座當時“世界最璀璨的智慧明珠”后來遭遇火災，圖書被火焰吞噬殆盡。2002年，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埃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一個嶄新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矗立在風光旖旎的地中海邊，古老的亞歷山大圖書館鳳凰涅槃，得以重生。新館建成后得到許多國家的圖書捐贈，中國政府捐贈了《中國通史》《中國藥物大全》《二十四史》等典籍556套，豐富了館藏內存。如今，亞歷山大圖書館是中東和非洲地區最大的圖書館之一。筆者曾數次赴這座被埃及人自豪地稱為“人類知識燈塔和文明交匯處”的圖書館采訪，那里的閱覽室常常座無虛席，即使疫情期間也不例外。

　　“讀書的伊拉克人”

　　雖然嚴格說來，巴尼拔圖書館和古代亞歷山大圖書館并不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但這些圖書館建在今天阿拉伯人生活的土地上，這也讓阿拉伯人引以為榮。由于歷史、政治等原因，中東長期動蕩難寧，有些國家更是沖突頻仍、硝煙彌漫。然而，動蕩和戰火并沒有阻止阿拉伯人讀書的興致。《烽火守書人》的故事，就是一個生動而有力的例證。這部由伊拉克國家圖書館館長薩德·伊斯康德撰寫的日記，感動了無數讀書人。

　　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以后，伊斯康德毅然決定結束異國他鄉的生活返回巴格達，就任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館長一職。他冒著爆炸、槍擊和遭到綁架的危險，守衛著書籍、守衛著伊拉克文化。《烽火守書人》中記載，2006年，圖書館共有4人遇刺身亡，2人被綁架，58人收到死亡威脅。2007年，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名圖書館職員死于非命。即使這樣，伊斯康德依然沒有被嚇倒。同樣，圖書館的讀者也沒有停止借閱，據記錄，這一年的7月，伊拉克國家圖書館共接待了503位讀者。伊斯康德烽火守書人團隊與讀者一起，構筑了一道戰亂時期依然渴求知識的動人風景，這也是對“伊拉克人讀書”說法的生動詮釋。

　　對此，筆者在伊拉克采訪時有著深刻的體會。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老城區，以10世紀阿拉伯大詩人名字命名的穆塔納比大街上，坐落著伊拉克歷史上最古老的書店。這里新舊書鋪鱗次櫛比，文化咖啡館隨處可見，既是知識分子淘書的好去處，也是文人墨客聚晤的精神“棲息地”，被譽為巴格達的“文學中心”和“文化燈塔”。

　　伊拉克朋友告訴我，如果說，穆塔納比大街一帶像法國巴黎的“左岸”，那么，始建于1917年奧斯曼帝國時期的“謝哈班達”咖啡館，則相當于巴黎圣日爾曼大道上雨果、海明威、薩特、畢加索等文化名人鐘愛的“花神咖啡館”。然而，2007年3月，“謝哈班達”咖啡館門前遭遇汽車炸彈襲擊，包括店主阿里的4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在內的26人喪生，咖啡館及附近的大半條街瞬間被夷為平地，阿里本人當時也被埋在廢墟下面，不省人事。

　　阿里被救出來后重建了曾祖父留下來的這家咖啡館，并按歷史原貌進行了精心裝飾，力圖挽回“謝哈班達”曾經的輝煌。他說：“自打建館起，這里就是歷代有影響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時常會面的地方，我要保持這一傳統，讓咖啡館重現名人薈萃的盛況。”阿里在咖啡館的墻上貼滿了伊拉克著名詩人、作家、藝術家、政治家等光顧這里的珍貴照片。他還把被爆炸奪去生命的孩子們的照片醒目地掛在咖啡館柜臺后方。他每天挺直了腰板端坐店內，目光中多了幾許悲慟和滄桑。新的“謝哈班達”咖啡館開張后，常有文化名人來到這里，喝咖啡，侃文化，尋覓寫作靈感，而近在咫尺的新舊書店里，大量書蟲不知疲倦地徜徉流連。一時間，伊拉克選書、購書和讀書的風氣更濃了。

　　伊拉克政府也在有意“擦亮”穆塔納比大街這張“文化名片”。伊拉克《晨報》報道說，2021年12月，首都巴格達隆重慶祝其圖書貿易的歷史中心穆塔納比大街完成翻新，在巴格達市政府組織的穆塔納比街修葺竣工典禮慶祝儀式上，五彩斑斕的煙花照亮了巴格達的天空。當地媒體稱，穆塔納比大街的新面貌與圖書、畫廊、藝術展覽和文化節日相伴而生，這反映了“一場新興的文化復興，也讓人想起巴格達被視為阿拉伯世界文化之都的黃金時代”。

　　“出書的黎巴嫩人”

　　黎巴嫩是一個人口不足700萬、面積僅1萬平方公里掛零的小國，但它的出版業卻十分發達。位于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市中心的“數字未來”出版公司總裁哈提卜告訴筆者，在黎巴嫩，最多時，全國約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出版公司，現在依然活躍的仍有數百家，全國從事出版業的人員達數萬人。這也是令包括哈提卜在內的所有黎巴嫩人深感自豪之處。因為黎巴嫩社會自由，文化氣息濃郁，出版發行圖書的環境寬松，所以它的出版業遙遙領先于其他阿拉伯國家。黎巴嫩每年約出版8000種圖書，其中新書3000多種。一直以來，由貝魯特出版的文學圖書在所有阿拉伯國家都頗有名氣，深得好評，而且銷量可觀。筆者在開羅的大小書店總能看到黎巴嫩出版的文學作品。一本本圖書設計精美、裝幀考究，常常讓人眼前一亮，頓時產生購買的沖動。

　　哈提卜送給記者一套他所在出版公司剛出爐的新書《醫學植物大百科全書》，該書為五卷本，硬精裝，印制得極為精致，每一卷都做成不同的顏色，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值得一提的是，“數字未來”出版公司還堅持不懈地出版中國的優秀圖書，迄今已出版發行的中國書籍達200多種，累計超過100萬冊。為此，哈提卜還獲得了第十一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青年成就獎”。

　　“寫書的埃及人”

　　與“伊拉克人讀書、黎巴嫩人出書”形成對比的，是“埃及人寫書”。作為人類古代文明的搖籃和重要誕生地之一，埃及是世界文化第一縷陽光升起、照拂的地方，生活在尼羅河兩岸的古埃及人民用智慧孕育了璀璨奪目的古代文明。

　　以擅長創作富于人性化的傳記而享譽世界文壇的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1881—1948)，在他的《尼羅河：生命之河》一書中這樣寫道：“埃及人的文字，與在石頭上書寫的蘇美爾人的文字相比，與亞述人的楔形文字相比，都要漂亮得多。自從尼羅河的河泥在埃及人手指間流失之后，他們就用尖筆蒲草書寫，其實就是用刷子在寫，先在調色板和陶罐里調成黑紅兩色，寫到木頭刻字板上，然后再寫在紙莎草紙上。”路德維希還寫道：“作為官員，文書的勢力強大并且享有很高的名譽，就像古王國時代中的王公們一樣。當然，這里與世界各地一樣，文書的對立面是士兵，不過只有在埃及，筆桿子比槍桿子的勢力更強，因為這個民族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動筆的民族，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好戰的民族。”

　　這些話堪稱“真知灼見”，深刻把握了古埃及人的性格特點，凸顯語言文字和寫作在他們生活及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主導作用。直到今天，埃及仍然是阿拉伯世界、中東和非洲地區文化水平較高的國家，特別是埃及人擅長寫書的傳統得到了很好的繼承，甚至埃及還誕生過迄今為止，所有阿拉伯國家中唯一的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馬哈福茲被公認為阿拉伯世界的“文壇巨擘”“小說家之父”，他才華橫溢，文筆精湛，終生筆耕不輟，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實在埃及，沒有馬哈福茲那樣赫赫有名但著作等身的作家大有人在。

　　除了寫書，埃及人同樣喜歡讀書。在今年2月份舉行的第53屆開羅國際書展上，來自50多個國家的1063家出版機構展出了上千萬冊圖書，無論圖書零售額還是批發銷量均超過去年。據當地媒體報道，統計顯示，開幕式當天就吸引了96000人入場。而書展第一星期過后，已有53萬人現場參觀展覽，同時，通過書展專設網絡平臺的線上參展者則高達上億之眾。

　　一年一度的開羅國際書展始于1969年，是中東地區最大的書展，是全球最大的國際書展之一，也是全球阿拉伯語圖書的重要展銷場所。筆者注意到，書展上的圖書90%以上都是阿拉伯語的，其中，有關埃及歷史、地理、文化、文學、考古等方面的書籍琳瑯滿目，并頗受讀者歡迎。在開羅供電局工作的法伍齊，抱著剛買的一摞圖書興奮地告訴筆者，他很喜歡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馬哈福茲的作品，以前都是從圖書館借閱，這次趁著打折，一口氣買了好幾部大部頭，以后可以慢慢地閱讀。

　　書展期間，舉行了多場有關埃及古文明、近現代文學、文化交流和文學創作等方面的專題講座和學術研討會。本屆書展還啟動了與古埃及文明有關的一個數字圖書項目，人們可以通過數字平臺在線訂購書展上的部分圖書。此外，書展使用了多項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兒童可以通過全息眼鏡閱讀童話故事，享受沉浸式的閱讀樂趣，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作者：黃培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