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子涵

　　在人們的既定印象中，韓劇一直以輕松愉悅的風格，高顏值的男女主角，浪漫而跌宕的故事吸引著全球以青年和中年女性為主的粉絲群體。但事實上，韓劇近年來也慢慢走出了校園、娛樂圈、財閥世家等場景，逐步進入歷史記憶的敘事，講述那些曾經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韓劇《雪滴花》就以光州事件為背景，通過描寫女大學生的愛情與生活，曝光了普通人在面對政治人物時的勾心斗角和進行權力角逐時的無奈。

　　該劇在還未上映之時，就因劇中男主角秀浩的“朝鮮間諜”身份缺乏史實依據，而引發了韓國網民的抵制。劇中，秀浩是一顆被冷血殘暴的朝韓政客殘忍拋棄的“棋子”，但這一在冷戰時被用以合理化暴政的“間諜疑云”依然與主流的歷史敘事產生了較大的沖突。站在后冷戰時代背景下回望那段歷史，虛構的“間諜”被置于冷戰格局已然遠去和冷戰思維不散的角力之中，使得浪漫敘事和歷史之間呈現出更多張力與陷阱。

　　“間諜”的政治與愛欲

　　秀浩是朝鮮高官的養子，也是一位身手不凡的間諜。他作為間諜超出常人的智力與身手，并不與韓劇中傳統的“高富帥”形象相斥，反而為韓劇中固有的主角人設增色不少。從這一角度來看，該劇對這一人物的設定與好萊塢的“間諜片”敘事不謀而合——間諜既是政治歷史敘事的聯結點，又是后冷戰電影將“間諜”敘事娛樂化的體現。同時，間諜身份使得主角更容易深入“敵方”陣營，與“敵方”的另一主角展開拯救與救贖的浪漫情感糾葛。因此，個人情感和政治使命的兩難選擇往往成為間諜愛情故事中最大的道德倫理考驗。家國情懷和個人愛欲的艱難抉擇，不僅滿足了“狗血”要素，也試圖以個體的視角重新闡釋歷史大背景下個體的無奈。

　　將政治與愛欲同置于間諜故事的嘗試屢見不鮮，然而《雪滴花》受到的非議，則戲劇性地揭示了在這一敘事模式中政治與愛欲之間的裂縫：如若間諜片的政治敘事未能擺脫其所脫胎的冷戰格局，那么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冷戰敘事的反撥會使愛欲的糾葛變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展演。正如戴錦華在分析間諜片時指出，間諜片在后冷戰時期所引起的回響，“其真正的敘述客體始終是身份認同問題。”與冷戰對立格局下兩大陣營間的相互對抗所不同的是，“間諜”的身份在當今的影視文化中更多是在探討一種流動的文化認同的可能性。間諜愛欲的悲劇性，往往來自于歷史條件的重重限制，也由此引發觀眾的同情和共感，以愛欲的側寫完成對政治的反思。《雪滴花》的爭議在于，尚未厘清從冷戰到后冷戰的政治格局和國家敘事的轉變，將愛欲的糾纏凌駕于歷史的復雜性之上，自然無法得到韓國民眾的廣泛認同。

　　“浪漫”敘事與“道德”補償

　　浪漫敘事與歷史記憶的結合，不僅讓歷史記憶變得更加鮮活，同時也以其特有的情感力量，推動了關于歷史的反思。不少觀眾在觀看《雪滴花》時，都會為悲劇結尾落淚。電影學者琳達·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在其對情節劇模式的研究中曾指出，真相的“遲到”是誘發觀眾悲傷情緒的過度表達的關鍵。在這一意義上，情節劇和創傷敘述具有時間上的共通性：真相的揭露往往被置于故事或歷史塵埃落定后，這一敘事的延遲性使得“補償”成為一種不可能。例如，在《雪滴花》結尾，皮社監向電話接線員桂芬玉袒露了她與芬玉姐姐青年時的糾葛。皮社監愧疚于芬玉姐姐因她在軍政府暴政下的所作的偽證而死的事實，因而對芬玉一直照顧有加。這一前情的延遲揭露不僅成為了喚醒芬玉良知的鑰匙，也使得皮社監的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同時，隨著真相的揭開，進一步激發觀眾對故事中“反面角色”的人生境遇的理解與同情。

　　正因為時間性上的“遲到”引發的行為和動情的辯證，讓這類看似“狗血”的公式化情節，更加具備揭示道德和情感真相的積極意義。雖然劇中的悲劇已成事實，但由這一悲傷體驗引發的觀眾對道德和倫理的思考卻并不會“遲到”。因此，由悲劇化的浪漫故事作為歷史側寫的另一重要意義就在于，浪漫敘事與創傷記憶互相交織，觀眾目睹相愛的個體被迫分離，感受歷史背景下的個人悲劇，這樣的情感體驗有可能轉化成其反思歷史的能動性。對于歷史創傷的書寫當然不能止步于沉湎過去，而應指向如何正確面對現在與未來的困境。因此，由特定歷史下悲劇的浪漫故事引發的共情，也可以被視為對歷史創傷的道德補償。韓劇關于浪漫敘事和本土歷史相結合的嘗試，揭露了兩者之間的張力和共通之處，啟發影視創作協調大眾口味和嚴肅議題，以及在滿足當代觀眾審美的同時對歷史進行公正的觀照。

　　（作者馮子涵系杜克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