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作者：馬玉鳳（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絲綢之路”概念于19世紀晚期一經提出，便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逐漸成為世界通用的概念，成為中國與世界交流的代名詞。盡管“絲綢之路”一詞所包含的內容日益豐富，但中國至中亞的交通路網始終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地區與中國的交流源遠流長，在中國的向西開放中具有特殊地位。

　　一

　　“絲綢之路”由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這一詞語脫胎于古希臘時代的記述，其重點便是張騫“鑿空”之后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之間的貿易路線。東西方的“通道”和交流路網，是李希霍芬提出這一概念的落腳點。盡管“絲綢之路”一詞提出不到150年時間，但是對兩千多年來張騫“鑿空”的這一通道，古代中國就有多種稱呼，如“外國道”（《史記》卷123《大宛列傳》）、“西域道”（《隋書》卷33《經籍二》）、“朝貢之路”（《宋史》卷490《外國一》），此外還有“麝香之路”“毛皮之路”（王尚壽、季成家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紅旗出版社1995年版）等。與這些漢籍文獻不同，李希霍芬從眾多貿易物品中選擇“絲綢”作為命名的核心要素，反映出他注意到了從東西方開始交往之初，絲綢在貿易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對西方社會的重要影響。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最早向西開放的主要通道，自然也是東西方交流的最古老通道。一些學者將陸路上的中西交往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如小麥與玉的傳入、《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乘馬西巡游獵等。在“絲綢之路”一詞被廣泛采用后，對張騫之前的中西交往，一些學者使用“前絲綢之路”或“早期絲綢之路”等稱呼。而對其他方向的中西交往，近代以來的一些學者用“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東北亞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等詞來表示不同方位的國際交往線路，這些都反映了“絲綢之路”一詞的重要影響。

　　李希霍芬明確肯定張騫“鑿空”的開創性貢獻和中國到中亞的通道在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并對這一“古老的貿易大道”和“民族交往的大道”予以高度贊揚。他認為：“從中亞出發穿越沙漠和高山，經甘肅到廣袤富饒的西安府山谷。這里曾多次生發出高級的文化，藝術與科學十分繁榮”，“整個中亞及其簡單的分界和古老的貿易大道展現在眼前，觸手可及。”（《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后人對于李希霍芬“絲綢之路”概念的不斷豐富，也都是圍繞著這一認識展開的。

　　二

　　絲綢之路是全方位的中西文明交流之路，而不是簡單的商貿之路。學術界之所以把絲綢之路的開始年代定于西漢張騫“鑿空”之舉，就在于從此開始，中國與包括中亞在內的古代西方真正進入全方位交流的時代。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古代中國才真正認識到了中亞在國家安全、區域合作、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而中原王朝官方的主動介入，真正拉開了中國與西方往來的帷幕，開啟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流的大門。此前零星的、間歇性的交往因此走向密切的、主動的、持續的交流。張騫“鑿空”的這條中國至中亞的陸路通道，是中西交流的古老通道，也是絲綢之路政治互信的藍本。

　　日本學者羽田亨認為：“東西交通在海路交通發達以前，中央亞細亞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發達之后，如取陸路也必須經過此處……所以在東西交通史或東西文明傳播史上，此地區的歷史也具有很大的意義。”（《西域文明史》，華文出版社2017年版）對于中亞的這一特殊地位，西漢時期的君臣已有切身感受。張騫不畏艱難，長途跋涉，克服一切困難，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前往中亞的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等地，堅持不懈地表達中國對西域各政治體交往的誠意與決心，最終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同時，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了中國了解域外文化的新窗口，歷史性地擴大了人們的視野，使西漢時期的中國對中亞、印度、波斯、地中海等“西極”之地的山川、地形、物產、人口、風俗等情況的認知大為豐富，并大大改變了西漢時期人們的世界觀，使人們對西域的認識由遙遠的神話傳說變為親自經歷的地理考察。從《史記·大宛列傳》的內容來看，張騫出使西域的“考察報告”對中亞各國的方位、空間關系，物產、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高度關注，詳細記錄了所至城市人口、商貿、貨幣、文字等情況。后人之所以用“鑿空”一詞來形象地描繪張騫空前的開拓之功，就在于一個強大的中原王朝的主動介入使中西交往的速度得以加快，安全得以保障，信任得以強化，并因此開辟了中西交流的新篇章。

　　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西漢王朝主動地與西域諸政治體進行聯通與交往，西域各民族積極參與交流活動，是人類文明交往史上空前而又重大的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使得中西交往從此進入政治保障、經濟保障、安全保障的全新時代。正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言：張騫“鑿空”之后，“使臣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西漢與中亞所建立起來的信任關系，是絲綢之路正常運行的根本保證。所以說，絲綢之路真正的靈魂是“信”，凡絲綢之路上的政治交往、經濟交往、文化交往皆建立于相互的信任之上。沒有各政治體的相互信任，在絲綢之路上就不可能順利地展開全方位的交流與交往。張騫所開創的大區域互信精神，被后來的鄭和發展為“敬信”，并切實貫穿于七下西洋的全部活動之中，贏得了西洋各國的悅服和對明朝的尊重。

　　與張騫“鑿空”之后絲綢之路的暢通不同，之前零星的交往是不穩定和不安全的，也是十分曲折與艱難的。正因為如此，張騫在早期中西交流史上所發揮的劃時代作用得到古今中外有識之士的贊譽。美國學者米華健認為這一時期是“絲綢之路的古典時代”，西漢與匈奴的沖突“促成了古典東方絲綢之路的開辟”（《絲綢之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

　　三

　　作為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通道，“路”的暢通與安全始終是第一位的。在張騫“鑿空”之后，西漢在河西走廊“設館置驛”，為過往使者和商隊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消除了不安全因素，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影響深遠。直到明朝，朱元璋還一再強調這一路網通暢和安全的重要意義。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曉諭西域諸國：“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敕吾吏民不得持強欺謾番商，由是爾諸國商獲厚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與爾諸國也。”（《明太祖實錄》卷249）只有借助政治力量保障下的安全之路，“絲綢”等物品以及多元文化才能順暢交流。通過歷史的過濾，世界逐漸趨于一致，對張騫開辟的道路用“絲綢之路”來命名，可以說是對張騫“鑿空”西域的全面認可，本身就具有國際意義。張騫“鑿空”以來的中國與中亞路網的暢通與安全，為中西文明交流樹立了互聯互通的典范。

　　絲綢之路絕非單純的一條道路，而是中國與西域各政體相互聯絡的路網。在中國與中亞密切聯系的基礎上，絲綢之路得以不斷延伸和擴展，從中亞走向西亞、南亞，從亞洲走向歐洲，從陸路走向海路，從單線變成多線乃至網狀線路。如果把絲綢之路視為接力賽的話，那么，中國與中亞是其中的第一棒，當然也是關鍵的一棒。而且由于是多途的接力，故由這一棒引發的則是一個扇形的接力活動，參與的國家和民族眾多，形成了人類文化交流中的獨特景觀。

　　從張騫開始，中國與中亞的交流空前強化，可以說，中國與中亞是互聯互通的開拓者。在絲綢之路“黃金段”，中國持續傳播的是和平理念，不斷輸出的是絲綢、茶葉、瓷器等豐富物產。如今，在喚醒彼此的歷史記憶中，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與中亞各國踐行“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共同責任和使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代河西走廊驛站體系與西北邊疆治理研究”〔21BZS06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