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龐冠群（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全球史的發展帶來了對民族國家歷史書寫的沖擊，不過，全球史并不意味著要完全擺脫民族國家的歷史，而是要放在更廣闊的空間內考察。在國際法國史學界，有不少史家意識到，要認識法蘭西的歷史應跳出國界的束縛，以跨國的、全球的視角去探索它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超越六邊形國土看法國歷史

　　早在1950年，法國年鑒學派奠基人呂西安·費弗爾就和他的助手弗朗索瓦·克魯澤共同撰寫了一部從跨國史視角理解法蘭西文明的作品《我們都是混血兒：法國文明史教程》。這部著作原本是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托、為鞏固戰后和平而編寫的中學教材，然而直到2012年才得以出版。作者試圖證明法蘭西是在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不斷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一個囊括了阿拉伯人與非洲人在內的多民族混合體。從歷史長河來看，世界塑造了法蘭西，法蘭西也影響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國家之間具有相互依存關系。從日常事物觀察，法國梧桐、七葉樹等貌似源自本土的植物其實來自亞洲，16、17世紀才移植到法國，許多最正宗的本土食物也源自世界其他地區?？傊?，正如克魯澤所說，此書反對法國中心觀，倡導各種文化的融合。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書稿長期被束之高閣，如今得以問世正說明這種倡導文明互鑒、以跨國視角考察民族國家歷史的做法符合當下的史學書寫潮流。然而，此書也存在明顯的時代局限，它將法國的殖民擴張視作向世界傳播文明與自由觀念，這顯然是錯誤的。今天的編者也認為，作者們拔高了法蘭西文明，關于殖民主義的描述更是陳舊過時、應予以批判的。這也正是21世紀全球史視角下的國別史書寫需要克服的東西。

　　法國學者帕特里克·布瓊肯定了費弗爾與克魯澤的探索，并于2017年率122名史家共同完成了《法蘭西世界史》。此書嘗試“通過世界闡釋法國，以世界為局書寫法國的歷史”，但無意“頌揚民族的光榮崛起”。而在兩年之前，美國學者泰勒·斯托瓦爾已經出版了《超越法蘭西國界》,從跨國史的視角審視近代以來的法國歷史，著重考察法國與歐洲、美國，以及和殖民地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全球史觀對國別史的沖擊，不僅體現在通史的撰寫上，更體現在大量的專題史研究中。一向側重呈現法蘭西政治與文化獨特性的法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出現了明顯的“全球轉向”，就筆者所見，路易十四時代的東方主義、18世紀的“法屬大西洋世界”等問題明顯運用了全球史、跨國史的研究路徑。

　　近代早期法國與東方的接觸

　　為了與哈布斯堡王朝爭霸，法國自16世紀起便和奧斯曼帝國建立了外交與商業聯系。到路易十四時代，法國與奧斯曼帝國、印度、波斯、中國和暹羅等國家的貿易往來與跨文化交流引人注目。2008年美國學者麥凱布撰寫了《近代早期法國的東方主義》，次年加拿大學者尼古拉斯·迪尤出版了《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東方主義》。前者勾勒了16-18世紀的歐亞貿易、異國情調及其對法國社會的影響。這一時期法國與亞洲貿易的激增，帶來了絲綢、棉布、茶葉、瓷器、寶石、漆器、花卉等具有異國情調的物品，它們改變了法國人的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此外，參與貿易活動的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所撰寫的旅行見聞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奧斯曼、波斯統治者政治權力的討論，則推動了法國學者關于本國君主制政體的思考。迪尤則強調，法國學者在語言學、科學、人類學、比較宗教、旅行記述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為啟蒙運動奠定了基礎，使得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在談及東方時能信手拈來種種例證。兩本著作都指出，路易十四時代的文人、學者出于宗教、商業、科學等目的，收集、編纂了大量關于東方的文獻，獻給國王與大臣科爾貝等資助人，并形成了一個知識交流與傳播網絡。銘文與美文學院以及科學院便是收集東方知識的重要機構。甚至可以說，東方學推動了法蘭西科學院的創立。

　　在與奧斯曼、薩法維等帝國接觸的過程中，法國人往往把它們看作是參照物。2019年，美國學者蘇珊·穆哈巴里出版了《波斯之鏡：近代早期法國對薩法維帝國的反思》，考察了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前期法國王權、宮廷和知識界如何認識薩法維王朝并與之互動的。在孟德斯鳩出版《波斯人信札》之前，法國人就對波斯頗為著迷，如饑似渴地閱讀相關旅行見聞、民間故事，關注1715年波斯大使造訪巴黎和凡爾賽。在作者看來，波斯成了法國人贊頌或批判波旁王朝的一面鏡子，最終塑造的是法國人自身的認同。

　　“法屬大西洋世界”的興衰

　　弗朗索瓦一世曾產生過殖民擴張的野心，然而16世紀后半期的宗教戰爭不利于殖民計劃的開展。17世紀，法國逐漸成為加勒比海地區的強國，在圣多明各、馬提尼克和瓜德羅普等地建立殖民地。到18世紀后半葉，“法屬大西洋世界”的奴隸貿易與種植園制度發展至頂峰。所謂“法屬大西洋世界”，主要包括法國西部的港口城市和生產大量蔗糖、咖啡、靛藍和棉花的安的列斯殖民地。法屬大西洋概念強調的是一個交流與沖突的空間，它涉及的不僅是法國與殖民地的關系，也涉及各殖民帝國之間的競爭與往來。

　　2022年初，加拿大學者海倫·迪瓦爾推出了《新法蘭西之爭：法屬大西洋的公司、法律和主權（1598-1663）》。作者指出，從16世紀初開始，每年有數千名來自巴斯克、布列塔尼和諾曼底等地的漁民與商人跨越大西洋，從事捕魚、捕鯨和毛皮貿易，他們將此視作習慣權利。17世紀，這些習慣權利受到了挑戰，因為法國試圖給予某些個人和公司貿易特權以便在北美執行殖民擴張的計劃。于是，激烈的沖突接踵而至，引發了諸多圍繞著權力與特權的訴訟。迪瓦爾證明了，殖民帝國的形成和法國的國家建構相互推動，對于新法蘭西的控制有助于鞏固國內的海事管理機構并監督主要的大西洋貿易航線。

　　海外殖民擴張以及跨大西洋貿易，也深深影響了法國沿海城市的發展。2020年，英國學者艾倫·福里斯特出版了《法屬大西洋之死：革命年代的貿易、戰爭和奴隸制》。此書重點考察了法國在大西洋的殖民帝國在革命時代衰落的原因，但作者也花了很大篇幅勾勒大西洋貿易如何造就港口城市的繁榮以及革命前十年法國經濟的興旺。以波爾多為例，它的昌盛在于充當了法屬美洲殖民地和歐洲大陸之間的轉口貿易中心，吸引了來自法國西南部的勞工、歐洲北部的商人、巴黎的藝術家和建筑師。大西洋貿易還使商人、船東等群體成了商業貴族。然而，這種繁榮是脆弱的，列強在海上的戰爭是大西洋航運面臨的主要風險，也是法屬大西洋衰落的首要因素。另外，大西洋經濟的繁榮病態地依賴販奴貿易和奴隸勞動，隨著反奴隸制觀念的興起，畸形的繁榮注定走向消亡。革命也在殖民地播下了反抗的種子，經過多年戰爭與奴隸起義，圣多明各和瓜德羅普的商業文化走向凋零。在對法屬大西洋的興衰勾勒之外，本書還強調南特、拉羅謝爾、波爾多等港口罪惡的奴隸貿易產生了令人不安的歷史記憶，并在今天的法國種族關系上留下了難以消除的印記。

　　被大革命摧殘的法國大西洋經濟，其實也正是促進革命降臨的因素。美國學者保羅·切尼和洛朗·杜布瓦的研究都表明，大西洋經濟的發展改變了法國的社會與經濟生活，對既定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結構形成了挑戰，進而推動了革命的發生。杜布瓦還指出，殖民地起義的奴隸與宗主國革命精英共同推進了廢奴主義的發展，賦予大革命的公民權觀念以新內涵。

　　當下的法國面臨移民問題、種族關系等困境，只有在更廣闊的空間內考察民族國家的歷史，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些問題的歷史成因。此外，從全球視角書寫法國史，可以將貿易往來、物種傳播、文化交流、政治碰撞、社會轉型等內容重新融會貫通，研究者們不必在經濟與社會、政治與文化等研究領域各執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