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哲希

　　2021年中國GDP增速繼續在全球范圍內處于領先水平，實現了“十四五”的良好開局。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增多，經濟存在一定的下行壓力。2021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中國經濟仍將面臨“三重壓力”的挑戰。“三重壓力”為何會持續存在，2022年“三重壓力”是否會進一步增加，宏觀政策又要如何應對以實現5.5%左右的GDP增速預期目標。這些問題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需要研究與回答。

　　“三重壓力”產生的短期與中長期原因

　　短期來看，2021年“三重壓力”的產生主要與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等因素密切相關。“需求收縮”的核心表現是消費和投資兩大內需恢復偏慢。消費需求恢復偏慢主要源于疫情影響下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難以得到有效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持續低于平均數增速。投資需求增長偏慢主要是受到基礎設施投資與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的拖累。“供給沖擊”主要源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與能源供應緊張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企業的生產約束加大、生產成本上升，突出表現為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的大幅上漲。“預期轉弱”主要源于在全球經濟復蘇動力減弱的大環境下居民與企業等微觀個體對未來經濟增長預期的減弱。

　　中長期來看，“三重壓力”的持續存在，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近年來在經濟穩定、經濟結構轉型與長期經濟增長等三個層面所面臨的持續壓力。“三重壓力”本質上是“三期疊加”壓力的進一步延續。在疫情出現之前，201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已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具體而言，導致“三重壓力”產生的中長期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首先，債務壓力持續攀升導致消費與投資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縮”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過去10年，中國宏觀杠桿率的攀升速度一直偏快，尤其是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11年末的27.9%大幅上升至2021年末的62.2%。高債務壓力下居民和企業不得不將更大比例的資金用于償還債務，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顯著的擠出作用，從而導致“需求收縮”。其次，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勞動、資本與能源等生產要素供給拐點的相繼出現，是“供給沖擊”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供給端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將會是現階段中國經濟持續面臨的一個壓力與挑戰，也是中國由以往依托低成本優勢的粗放生產方式轉向高質量發展方式過程中所必須要經歷的階段。再次，由于中國近年來處于增長動力轉換過程，資本與勞動等傳統增長動力減弱而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新動力尚未成型，潛在增速呈現趨勢性下降。由此導致居民與企業對未來收入增速與利潤增速的預期下降，這是“預期轉弱”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

　　2022 年“三重壓力”或將發生三點新變化

　　“三重壓力”在中長期因素的影響下會持續存在，而且不同時期的主要表現也會有所不同。2021年“三重壓力”主要表現為需求端內需不足、供給端生產成本上升以及預期方面對經濟增長預期的減弱。2022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三重壓力”可能將發生三點新變化，需要注意與防范。

　　“需求收縮”方面，在內需增長動力有待提升的同時，外需增長將有所承壓。2022年，中國消費和投資需求雖然將有所改善，前兩個月消費與投資數據也取得“開門紅”，但難以扭轉內需增長動力不足的局面。居民消費仍會受到收入增速與債務壓力等多重因素的制約。投資增速雖然會受到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速回升的支撐，但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帶來的影響將會逐步加大。2022年1—2月，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12.2%，這意味著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下滑勢頭將進一步加快。與此同時，過去兩年呈現高增長的外需將在2022年有所回落，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全球經濟復蘇動力減弱抑制外部需求。二是海外供應鏈加快恢復會使得中國出口的替代效應有所弱化。三是在過去兩年高基數的影響下，2022年中國出口繼續維持高增長的難度增加。因此，外需增長回落將會成為影響2022年“需求收縮”方面的新因素。

　　“供給沖擊”方面，生產領域的成本上升已開始對消費品領域產生影響，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壓力將有所增加。2022年以來，雖然前兩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僅為0.9%，但主要是受到在CPI中權重較高的豬肉價格同比大幅下降拖累，2月份豬肉價格同比降幅高達42.5%。從非食品的CPI來看，1、2月份的同比漲幅分別達到2%和2.1%，已處于近年來的較高水平。其中，居民與出行相關的交通通信費用同比上漲5.5%，與居住相關的水電燃料費用同比上漲3.6%，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領域能源等成本要素上漲對居民生活成本的影響。進一步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速與實際增速隱含的消費品價格指數來看，2022年1—2月份的CPI為1.8%，高于2021年同期。全年CPI漲幅可能將呈現持續擴大態勢，由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壓力不容忽視。特別是在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難以較好提振的情況下，居民對物價上漲的實際感受將顯著增加。2022年，對此方面的“供給沖擊”要有所重視。

　　“預期轉弱”方面，公眾對經濟增長預期有所改善，但對資產價格預期的不確定性將有所增加。2021年四季度以來，隨著穩增長政策的加碼，公眾對經濟增長預期有所改善。突出表現為制造業與非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持續回升，分別從2021年10月份的53.6%和58.8%上升至2022年2月份的58.7%和60.5%。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美聯儲開啟加息周期與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等因素的影響下，公眾對資產價格預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波動。2022年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39個城市的二手住宅價格同比下降、57個城市的二手住宅環比下降，以及3月份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均凸顯了公眾對資產價格預期不確定性增加的態勢。預期是支撐資產價格的重要因素，而資產價格穩定是保證經濟與金融體系平穩運行的關鍵。因此，2022年要加強對資產價格預期轉弱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資產價格大幅波動風險的防范。

　　“三重壓力”下宏觀政策要加強“三策合一”

　　面對“三重壓力”的持續與新變化，宏觀政策應該如何應對，從而更好地實現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5.5%左右的GDP增速目標。一些觀點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該大幅度增加力度，以超預期的政策擴張應對“三重壓力”。但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力度不宜過大，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一是過大力度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會加劇通脹預期，從而進一步強化“供給沖擊”。二是在美聯儲開啟加息周期與中國政府債務率持續攀升的背景下，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空間均會受到一定的制約。力度過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僅難以持續，反而會進一步影響微觀主體預期，加劇“預期轉弱”。

　　更為妥善地應對“三重壓力”，宏觀政策需要針對“三重壓力”產生的重要原因，從經濟穩定、經濟結構與長期經濟增長三個維度共同發力，打好政策組合拳。經濟穩定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要穩健有效，著力促進消費和投資需求擴張，穩定宏觀經濟大盤，防止“需求收縮”。經濟結構方面，要加強運用結構政策應對“供給沖擊”。一方面，結構政策要著力對資源配置結構進行優化，突破供給約束堵點，暢通國民循環，在生產要素供給趨緊的情況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結構政策還要著力改善居民收入結構，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并加強對下游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結構性支撐，從而弱化“供給沖擊”對經濟的影響。經濟長期增長方面，要通過增長政策切實激發經濟增長動力，扭轉近年來潛在增速持續下滑勢頭，應對“預期轉弱”。由此可見，應對“三重壓力”，宏觀政策需要統籌穩定政策、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三大類政策，實現宏觀政策“三策合一”。這將有助于更好地實現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以及如期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中長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