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虹

　　從另一角度提供了觀察近代北京風情的窗口

　　隨著北京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社會科學領域區(qū)域研究與城市研究方法的成熟，北京這座有著光輝歷史、厚重文化底蘊的城市逐漸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北京學”近年已趨于顯學。

　　作為遼、金、元、明、清五朝宅京之地，北京不僅是歷代公文檔案、正史、實錄、地方志注目的“首善之區(qū)”，更通過數(shù)百年來文人士大夫的記錄或追憶，積累了大量野史筆記、日記年譜、詩文小說等材料。晚清民國以降，隨著現(xiàn)代學科范式之下的文史研究的興起，其中部分史料得到整理、匯編。此外，歐美、日本人士游歷北京所留下的日記、風物志、旅游指南、新聞報道、語言教科書等，亦從另一角度提供了觀察近代北京風情的窗口。

　　改革開放以來，相關的資料整理工作再度起步。而伴隨“北京學”的興起，關于北京傳統(tǒng)文化和各類專門史的成果開始涌現(xiàn)，代表性著作為2000年出版的“北京歷史叢書”和2008年起面世的“北京專史集成”。總體上看，“北京學”呈現(xiàn)出快速發(fā)展的態(tài)勢，然而對比國外大都市(如倫敦、巴黎、維也納、東京)的研究和國內(nèi)“上海學”的成果，作為城市研究的“北京學”無論從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上仍不無差距，與其政治、文化中心及國際大都市的地位不相匹配。可以說，目前“北京學”研究僅僅還只是起步。

　　將晚清北京視為一個“文化空間”，探討其間各個社群在各種場合運用多樣表達方式的共生關系

　　《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將目光聚焦于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在晚清社會轉型的初期階段，作為政治決策中心的北京，卻曾一度落后于沿海口岸。然而，時至世紀之交，隨著政治革新與學術變革的深入，作為政治上、文化上新舊陣營角力的要沖，“京師”的作用日益凸顯。這一時期的北京，先后經(jīng)歷了戊戌維新、庚子事變和清末新政、預備立憲等政治事件的刺激，社會轉型加速，文化界亦出現(xiàn)了諸多新因素，如：白話報刊的登場、宣講演說的流行、文學改良的興起，等等。

　　本書的目的在于：將晚清北京視為一個“文化空間”，探討其間各個社群在各種場合運用多樣表達方式的共生關系。不同于主要作為新知識、新生活方式集散地的上海、天津、廣州等口岸都市，“晚清北京”的意義更在于新舊共生、士庶交涉、旗漢雜居，傳統(tǒng)政教與近代文明相交融。這一文化空間，既不失其固有的政治資源，更在清末“中西學戰(zhàn)”、新舊社會沖突、上下關系變化、中外習俗更迭等一系列文化轉型過程中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光緒、宣統(tǒng)之交的京城，延續(xù)著此前數(shù)百年京師士人交游的文酒風流與學藝風尚；但更重要的，則是在傳統(tǒng)士大夫文化之外，孕育著嶄新而折中的文化取向與社群空間。社會改良思潮受到政治變局鼓舞，隨著報刊輿論的伸張，科舉制度的廢止，傾向新學的知識人登上歷史舞臺。一方面是文化活動“眼光向下”：借助白話宣講、注音簡字、小說戲曲、國民教科書等新媒介，士庶文化的交匯趨于頻繁，發(fā)生著從“士大夫的京師”向“國民的北京”的轉換。另一方面則是學堂、閱報社、圖書館等近代意義上人際空間，以及馬路交通、供水系統(tǒng)、警察等公共設施的出現(xiàn)，則預示著民國以后作為社會運動中心的北京文化空間的雛形。

　　力圖交織呈現(xiàn)晚清北京這一特殊歷史橫斷面的文化生態(tài)和城市性格

　　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成果，本書既不是縱向的歷史線索的梳理，也不是就某一主題開展橫向的多側面的探討，而是帶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充分利用報刊、檔案等原始材料，力圖深入晚清的歷史情境，研究具體的文化人物、事件、機構和相關的文學文本。這些具體問題雖看似指向各異，然而都代表著其時北京文化空間的某一面向。借助這些既各自獨立而又相互聯(lián)系的“散點”，本書力圖交織呈現(xiàn)晚清北京這一特殊歷史橫斷面的文化生態(tài)和城市性格。這種嘗試的必要性，既來源于對目前研究現(xiàn)狀的反思，也是基于晚清這一特定時期紛紜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而形成的策略。

　　本書雖將時空設定于“晚清北京”，但選取的人物、事件、文本等卻均于1900年后展開。也即是說，就北京城的現(xiàn)代化而言，我以為，其最初的啟動與庚子事變直接相關。由此引發(fā)的變化，關涉到女子教育、白話報刊、司法改革、現(xiàn)代公園等在晚清北京的萌生。由于論述時段相對集中，書中各文也呈現(xiàn)出相互交織、彼此呼應之勢。尚需說明的是，清末與民初，就國家形態(tài)而言，應分屬兩個時代，但二者在諸多層面的延續(xù)性卻也分明可見。本書中因而不乏橫跨兩個時段的論述。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河南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