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其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貫通相契合的內在邏輯，不僅能夠更加深刻地說明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懈奮斗的中國人民為什么會選擇馬克思主義，而且能夠在新時代更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兩個結合”是我們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要求和寶貴經驗。深入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貫通相契合的內在邏輯，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哲學社會科學界應為此作出應有貢獻。

　　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夠在中國大地扎根，成為我們黨推動中國偉大歷史變革的行動指南？我們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飛躍背后的深刻邏輯力量是什么？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文化層面來說其內在邏輯和思想基礎是什么？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同時從紛繁宏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發掘精華，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貫通相契合的內在邏輯。這不僅能夠更加深刻地說明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懈奮斗的中國人民為什么會選擇馬克思主義，而且能夠在新時代更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當前，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貫通相契合的內在邏輯，以下幾個方面不可或缺。

　　馬克思主義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學說和科學理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繼承全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產物，體現了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表達了人民大眾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中國古代哲人曾描繪出大同社會的美好圖景，最著名的是《禮記·禮運》篇的論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沒有壓迫、剝削、欺詐的大同社會，是處于階級壓迫之中的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還有一部儒家經典《公羊傳》對“太平世”的美好社會作出憧憬：“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描繪出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各民族之間再也沒有隔閡、共同享有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與大同理想互相補充。

　　為了改變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為了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義無反顧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始終站在革命斗爭最前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愛國精神、民本思想、不屈風骨，影響和哺育了20世紀初的中國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他們從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讀到經由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學說時，自然發自內心地接受，并且滿懷熱情地投入斗爭，希望解除民眾的苦難，最終建立理想社會。馬克思主義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相契合，是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唯物主義傳統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認為：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事物的發展變化以及社會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形成和演變，都有客觀規律，這些規律須從一切社會現象總和分析研究出來，“不可知論”、神秘主義等都是錯誤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石。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唯物主義思想資源，并且從先秦到近代形成優良的唯物主義傳統。比如，戰國時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認為自然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管子》認為，社會的禮制道德不是憑空產生的，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水平之上，“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西漢司馬遷深化了這些認識，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就把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法則提高到客觀規律來論述。東漢的王充發揮了“倉廩實，民知禮節”的命題，他說：“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并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并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并至而能不為善者希。”認為社會的治亂直接決定于民眾的經濟生活狀況。

　　清代的王夫之、顏元、戴震、魏源等繼承唯物主義傳統，提出了許多富有見地的觀點。比如，魏源更加明確而簡潔地總結出必須“行”然后才能獲得“知”的命題，其哲學著作《默觚》中的論述擲地有聲：“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魏源的見解有著豐富的實踐基礎，他對于當時的水利、漕運、海運、票鹽改革等都有深入研究，參與制訂改革方案，還編纂有《皇朝經世文編》120卷，其重視實踐的觀點對于晚清學風的演變產生了很大影響。上述思想家的唯物主義主張也成為20世紀初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橋梁。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思想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辯證法有許多精辟的論述，比如，恩格斯指出：“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大量關于自然界和社會歷史辯證運動和發展的寶貴認識，盡管表達尚不夠系統，但這些論述同樣充滿智慧、異彩紛呈。20世紀初，中國的許多先進分子正是經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思想精華通向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我們可以舉出一些其中分析深刻、益人心智、傳誦久遠的例子。《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載，晉國大夫史墨言：“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精辟地論述世界萬物和社會現象的運動、變化是永恒的。《周易》上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深刻地總結了在困厄中奮斗才能開辟新境的道理。《論語》中有許多孔子講事物辯證關系的格言，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是說要避免事物走向兩個極端；又說“過猶不及”，指出超出一定的限度，事物就會走向反面。《論語》中有關教育的辯證思想尤為豐富，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還有，《老子》中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等。這些深刻揭示事物對立統一關系的箴言對歷代士人都有深刻影響，讓他們能夠運用辯證思維去認識當世問題、提出治國良策。

　　鴉片戰爭前后，面對歷史大變局，進步知識分子運用“法無不改”的辯證觀點，以更大的聲勢批判空疏學風，揭露封建專制的黑暗殘酷，倡導實行社會改革。龔自珍提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主張：“變古愈盡，便民愈甚”。他于1841年編纂《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表達了中華民族抗擊侵略、救亡圖強的呼聲。這些具有時代意義的思想，是進步知識分子運用辯證思維在歷史劇變時期思考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產物。

　　由以上幾個方面可知，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上所得出的認識，許多是相貫通相契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內在基礎和內在動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實現有機結合。新時代，我們要聚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重大課題，努力開拓學術研究的新格局，拿出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的研究成果，更加充分地展現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深入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思想精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